摘要：法律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学生的智能技能，即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能力。案例研习是培育智能技能的最佳方式。案例研习包括四个步骤，即个体研习、小组讨论、班上讲述和教师点评、总结。为使案例研习取得实效，应在课程设置、规则制定、案例选择和授课人数等方面采取针对性的策略。

关键词：法律教学；案例研习；智能技能

法律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学生的“智能技能”，即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能力。我国大陆地区的法律教学，主要是“课堂讲义式”教学［１］，由教师依托教科书进行法理阐释，偶尔举几个案例讲解一下。这种教学方式，对于学生掌握法学理论知识也许是有效的，但不足以培养智能技能。原因在于，智能技能属于隐性知识，必须由学生亲自动手、在做中学。从各国（地区）的教学实践来看，培育智能技能的最理想方式，当推“案例研习”，因而有必要对此作深入研究。　　

一、智能技能的涵义及培育要求

智能技能属于法学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相对于显性知识而言的。１９５８年，英国学者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中，以能否编码为标准，将知识区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２］。其中，隐性知识是指“存在于个体或组织网络中，具有情境依赖性而难以被编码的知识”［３］。与显性知识相比，隐性知识具有情境性、个人性、意会性和实践性等特点。隐性知识存在于各个学科领域，法学领域的隐性知识，即为“法学隐性知识”。如果说，法学显性知识是关于实体法、程序法等方面的知识，那么，法学隐性知识则是如何适用法律处理问题的知识，它实际上是一种法律技能。根据何美欢［４］老师的观点，这种技能包括两个部分：智能技能和实务技能。其中，智能技能是指“使用符号的能力，是一种程序上的认知”，是“知道怎样”，换言之，这是一种处理法律概念、条文及其他法律资料的能力，其核心是进行法律解释和适用；实务技能虽然涉及法律，如草拟法律文件、谈判等，但它的核心是处理法律业务中的人际关系。在法律业务中，必须兼有智能技能和实务技能，才能成事。但是，要形成实务技能，必须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对人情世故的透彻理解，故其培养的最佳途径不在学校，而在学生毕业后的执业中［５］。因此，学校培养法律技能的重点，应当是智能技能（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智能技能的培育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传授。即对实体法、程序法和法律实务等知识的传授。由于它们属于显性知识，课堂讲授是最有效率的方法，本文对此不作讨论。二是技能训练。具体包括：（１）认定和核实任何与法律问题相关的事实的能力；（２）分析事实和就被争议的事实构建或批评某论证的能力；（３）认定法律问题和就法律问题构建有效和中肯切题的论证的能力；（４）明白任何法律的基础政策以及社会环境的能力；（５）明智地运用一切资料进行研究的能力；（６）分析和阐明抽象概念的能力等［６］。质言之，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能力。这种技能，是典型的隐性知识，仅靠讲课是培养不了的，其惟一的培育方法，是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不断地练习。由是，案例研习成为最佳选择。　　

二、案例研习与“智能技能”培育要求的契合

案例研习肇始于英美法系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于１８７０年由哈佛大学法学院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Ｃ．Ｃ．Ｌａｎｇｄｅｌ）教授首创，其主要做法是通过分析案例来阐述法律规范和法理。由于英美法系国家有判例法传统，案例教学历来受到重视。但是，这一教学法本身存在严重不足，因为案例总是有限的，不可能覆盖整个法域，仅凭案例教学不足以系统掌握法律知识。于是，人们根据大陆法系的特点对其改进，即在系统传授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再通过案例教学，使学生形成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能力，这种方法始被称为“案例研习”。案例研习在大陆法系诸国，如德国、日本等，得到了广泛应用，不仅用于法律教学，而且用于法官培训，效果显著。我国台湾地区因为继受德国法的缘故，对案例研习亦甚重视，尤其是著名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其在大陆学界讲学或授课，基本上都采用案例研习的教学方式［７］。近年来，案例研习受到我国大陆地区重视，一些精英法学院纷纷引入，如从２００９年起，清华大学开设“刑法研讨与案例分析”课，中国政法大学开设“民法案例研习课；２０１２年，北京大学开设民法、刑法案例研习课；２０１３年８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案例研习系列教材等。案例研习何以广受青睐？原因在于，它与“智能技能”的培育要求几乎完美契合。案例研习的重点在于“研习”，即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己动手，对具体案例进行研究、讨论，融入案件情境中，得出处理意见，并撰写研习报告。案例研习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认定事实、解释和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过程，其至少具有如下功能：其一，沟通知识与技能的桥梁。培育智能技能所要解决者，无非是适用法律处理案件，其要害是，使学生将法律知识转化为处理案件的技能。案例研习的实质，就是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根据事实和法律处理案件，正好为知识与技能搭建一座桥梁。其二，实现角色转换。学生在动手处理案件中，其角色已经转换，他（她）必须把自己当作一个律师，“像一个律师那样去操作”（ｄｏ　ｌｉｋｅ　ａ　ｌａｗｙｅｒ），沉浸于案件处理中，通过认定事实、寻找法律依据，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其三，有效的纠错机制。案例研习中有多个互动反馈环节，包括老师的引导，小组的讨论，全班一起研讨，以及老师的点评、总结，它们构成案例研习的纠错机制。最关键的是，案例研习属于“纸上操作”，可以针对不同的案例多次做，针对同一案例反复做，从而使不足之处一个个暴露，找到差距，寻思解决之道。这些纠错机制，使学生能够在对比、检验中反思自己的做法，保证学到正确的技能，而不至于误入歧途。最后，批判、反思意识的萌生。对于智能技能的培育，案例研习的功能不仅在于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实践对象，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它还使学生萌生对现行规范进行批判、反思的意识。原因是，学生在适用法律解决争议中，必然会碰到现行法律规范本身在解决争议中的合理性、有效性问题，这就为其批判、反思现行规范，进而优化、完善现行规范提供了合适的进路［８］。正是由于案例研习具有上述功能，使其能够几乎完美地契合智能技能培育的要求，以弥补现行“课堂讲义式”教学的不足，因而受到广泛重视。　　

三、以案例研习培育“智能技能”的步骤

案例研习课涉及学生个体研习，撰写法律文书，小组讨论，班上讲述和教师点评、总结等环节，大致分四个步骤：１．个体研习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学生面对教师发放的案例原始材料，通常是既新鲜又害怕，想接受挑战，但又担心不能胜任，需要老师（也可以安排有经验的研究生）适当指导。在研习中，学生要完成如下工作：（１）研究案情。根据现有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分析其中的法律关系；（２）理解争议。找到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并将案件中的生活事实“翻译”为法律概念，以法律概念来把握争议问题；（３）寻找请求权基础，或称“寻法”。根据争议问题寻找据以支持当事人权利主张的法律规范，即“请求权基础”。这是一个在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来回穿梭，使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相互阐明、相互验证的复杂思维过程：一方面，是从案件事实出发去寻找法律规范，根据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来判断该规范是否适于案件事实；另一方面，是尝试将法律规范适用于案件事实，判断案件事实是否符合该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９］。（４）寻找抗辩事由。寻找请求权基础后，应进而研究是否存在足以反驳当事人主张的抗辩事由，以维护他方当事人的权益。个体研习的成果，表现为学生个体撰写的法律文书，包括判决书或代理词。２．小组讨论个体研习完成后，应组织小组讨论。讨论的内容包括上述研究案情、理解争议、寻找请求权基础和抗辩事由四个方面，意在通过互相对比、讨论，丰富认识、纠正错误。小组讨论后，各学生完善自己的法律文书。３．班上讲述各小组派代表１－２人（也可由老师随机指定，或自愿上台）面对全班讲述，其内容包括四个部分,即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关系分析，请求权基础、抗辩事由的判定，以及适用法条的论证。讲述时要求尽量脱稿，以锻炼心理素质和在压力下的思维能力。４．教师点评、总结教师先点评各组情况，分析各自得失，然后按照案例研习的四方面内容逐一分析、点评，重点在于展示规范的法律思维方式，总结案件研习的规律，为学生以后研习案例提供参考。学生根据教师的点评，进一步修改法律文书，形成案例研习的最终成果。　　

四、以案例研习培育“智能技能”的策略

案例研习的目的，是培育学生的智能技能。但是，由于各校情况不一，不同年级的学生法律素养差别甚大，因而在实施案例研习时，应当采取针对性的策略，以取得实效。这些策略包括课程的设置、规则的制定、案例的选择和授课人数的控制等。１．课程的设置案例研习本身属于技能训练，旨在培养学生解释和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能力，其课程性质应定位为专业实践课。在开始阶段，以设置选修课为宜，待条件成熟后，再调整为专业必修课。有效的案例研习，以掌握一定的实体法、程序法知识为前提，因而其开课时间不宜过早，不建议在低年级学生中开设，以免因难度过大打击学习信心。比较理想的开课时间，以高年级为宜，最好是在学生实习之前一个学期开设，这样可以使案例研习与实习相得益彰。２．规则的制定案例研习必须依一定规则进行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在案例研习前，教师应拟定研讨、评价的规则，并督导学生遵守。具体包括：学生有积极参加研习、讨论和撰写法律文书的义务，不允许“搭便车”；学生应公平分享发言机会，如有观点分歧，应彼此尊重；发表意见应当客观、真诚，讨论和评价应具有开放性，并通过不断归纳，逐步修正错误，形成最终的思考结果［１０］。在研习中，指导老师应适时进行干预和引导。３．案例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案例，对研习效果有很大影响，故须精心选择。大体上，选择案例最好符合两个原则：（１）真实性。真实案例来自于现实生活，还只是一些原始的素材，学生必须从中分析和抽象出案例事实，从而使案例研习更接近于“实战”。这不仅利于技能训练，而且能让学生了解社会生活，培育人文情怀。（２）适应性。案例应与学生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相适应，不能太难。所以，教师在选择案例时，要适当控制所涉知识领域和内容的广度、深度，使学生感到“跳一跳就能摘到桃子”，增加研习信心。当然，如果所选案例是主讲教师亲自办理的案件，则更佳。这样的案例，即使在情感上，也更能吸引学生参与研习；此外，选择自己办的案件，老师在点评、总结时，还可以与学生们分享办理此案的心得和经验，对学生的帮助更大。４．人数的控制案例研习的特点，决定了参与授课的人数不能太多，必须实行小班授课。一般以３０人左右为宜，以保证每个学生能够比较充分地参与研习、讨论，如果达到４０人，就难以组织，而效果亦受到影响。我们之所以主张，在初始阶段只把案例研习作为选修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师资限制，尤其是在地方法学院。

参考文献：

［１］陈晓蕾．“案例研习法”在民法教学中的应用研究［Ｊ］．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０６（６）：１４４．

［2］朱继胜．论法学隐性知识的传授［Ｊ］．教育评论，２０１６（８）：１３８．

［3］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Ｊ］．清华法学，２００６（３）：１１３－１１６．

［4］葛云松．法学教育的理想［Ｊ］．中外法学，２０１４（２）：３０３．

［5］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０１－１０２．

［6］王康．对民法案例研习教学实践的思考［Ｊ］．法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１）：１７７．

［7］刘铁光．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律人的能力培养［Ｊ］．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６（５）：１７４．

［8］唐孝辉．司法改革背景下民法实例研习课程设置构想［Ｊ］．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４）：１４１．

［9］袁钢．法学专业实习中案例研讨教学法的运用［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４）：１０８．

作者:朱继胜 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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