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教育学”的温度

　　对于作为教师的我们来说，“教育学”并不陌生。读师范时，“教育学”和语文、数学一样，作为一门专业课程呈现在我们面前。至今还对它的概念记忆深刻：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的科学。但是这对于我，几乎只是一则语言游戏。在我的印象中，教育学有着相当的深度，板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搜索头脑中的记忆，好像“教师主导、学生主体”，“面向全体、因材施教”就是教育学课程留给我的印象。

　　不过，与教育学相关的、记忆最为深刻的事件是，我在中师毕业两年后报名参加汉语言文学大专自学考试，其中有一门考试科目是教育学。我没有考试用的教材，也没有作任何准备，就这样以中师的学习水平、带着“考过去欢庆、考不过去不遗憾”的心态走进考场。糊里糊涂地答完考卷，一个多月后分数揭晓，我的教育学考了60分，刚巧及格通过。一门课程通过，还是在未复习的状态下，我心中相当兴奋。

　　还记得教育学考卷上的论述题，是要联系教育学的理论阐述有关教育现象，我的答题策略是教育学的话语“套”上实践的案例，完成“分析”与“论述”。或许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教育学对我是端着架子说话，我将教育学高高悬挂于半空中，我对教育学的理解，理论与实践是分离的。

　　不可或缺的迷失

　　1990年，我被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一所只有6个班级、180名学生、9位教师的农村小学(现已撤并)。这，就是我做教师的开始。

　　初登讲台，我最牵肠挂肚的是如何上课，每天两节数学课分别讲什么、怎么讲。至于对教育学的思考，那是非常奢侈的事。教育学，永远滞留于教科书中。当时的我，面对的现实是如何将数学考试成绩排名分别在全乡倒数第一、第二的两个班提高名次;当时的我，年轻气盛，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毫不忌讳对考试分数的追求;当时的我，持有的理论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经过一年摸索性的奋斗，我所带的两个班数学统考成绩排名变为全乡正数第一、第二。

　　不过，话说回来，我带班级为了迎接考试，也不是一味地蛮干。为了提高平均分，我关注到每个学生，“提高考分，人人有责”，“一个都不能少”，而这恰恰以通俗的方式诠释了“面向全体”，尽管里面充斥着功利的成分。

　　辉煌的考试分数又激励我继续追求延续这种辉煌。而时间一长，我在日渐显得有些空洞并掺杂着茫然的心中追问自己：我需要怎样的教育生活?学生呢?

　　农村小学里，很宁静。看书成了我支配业余时间的最好方式。那时我每年都自费订阅20多种教育报刊，再加上学校及学校里其他老师订阅的10多种教育期刊，这样我每月大约能读到40来种教育报刊。这样宁静的日子，让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习惯的养成，其实很简单：定时、定点，日复一日，反复做。直到现在，没有书相伴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空荡荡的，像丢了魂似的。

　　在村小工作四年后，我很偶然地获得参加进镇考试的机会，继而被调入县城实验小学。其后的六年，我将一个班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印象最深的是，每个星期日，我都是先看教材，再独自写教案，准备好一周的数学课。六年独立备课的锤炼，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意识，后来我的比赛课、公开课、家常课，都是自己设计。

　　思考中，我的视线开始从教学结果转向对教学过程的关注。“优化课堂教学”，代替了原先的“追求考试分数”的做法与想法，同时又触发了我用文字记录这些思考的冲动。

　　纵观那一时期撰写的文章，大多是从教师施教的角度考虑数学教学的“问题”。

　　那十年，却又未必是迷失的十年，我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事，它是对教育学的一段独立探索理解的经历。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那个十年，见证了我对数学教学的追求，而这也是我对教育学真正理解的一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十年的迷失，不可或缺。那十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对教育学迷失的十年。

　　理解教育学需要一个过程。这一个过程，即是慢慢体味教育学温度的过程。不是教育学没有温度，而是我与它相距太远。

　　转折性的理解

　　让我对教育学产生转折性理解的是，2001年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时，我读到的马克斯·范梅南的著作《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

　　书中有这样几段论述：

　　我们可以将教育学定义成父母与孩子、老师与学生、祖母与孙子女在一起的某种际遇(encounter)。简言之，即成人和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之间的实际活动的关系。

　　教育学根本上是一门实践的学问。教育学不能从抽象的理论论文或分析系统中去寻找，而应该在生活的世界中去寻找。

　　教育学不仅仅是一个词。通过道出是什么使我们慈爱地面向孩子，靠近孩子，教育学这个词促使了某个东西的产生。

　　教育学不仅可定义为某种关系或某种行为的方式，而且，教育学使得一个际遇、一个关系、一个情境或活动变得有教育学意义。

　　教育学就存在于我们每天与孩子说话的情境中，教育学就存在于我们与孩子在一起的方式之中。

　　鲜活的文字表达，打开了我心中的一扇窗。陌生的教育学，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教育学，不是在静谧的教科书中，不是在遥远的记忆中，她就在身边。我们，一直被教育学拥抱着。教育，孕育了教育学;教育学，反哺着教育。

　　虽是“老外”写的书，但书中的故事熟悉得就像发生在我的教育教学经历中一样，我怦然心动、豁然开朗。每天，我和学生共同成长，“故事”也不断演绎，我为何不记叙这样的故事呢，我为何不记录自己的感悟呢?

　　2001年，我参加了全国小学数学优课观摩评比。在一路坎坷、历尽艰辛地通过了县、市、省的初赛与复赛之后，专家们对我的课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议，我认真地记录下米。回到学校，根据笔记我对教学设计大刀阔斧重新修改。可再次试教时，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上课的感觉了。听课的老师也面露抱憾之色，觉得这节课变成了“四不像”，原先的一些特点也“销声匿迹”了。一节课在痛苦中结束。我们在反思时认识到，要从课中找回“自我”，专家的建议应该但又只能作为参考。后来我们恢复了原先的多处设计，此课最终获得全国比赛一等奖。

　　课堂，必然带着教师个人的印记，没有个性的课不可能是好课。参加比赛，带给我的是什么?在上完这节比赛课后，我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在磨课的过程中，作为执教老师，必须理性地面对每次修改，审慎地整合他人的建议，积极地吸纳不同观点，形成自己的‘教学预案’，切忌囫囤吞枣、生吞活剥、‘穿他人的衣裳’。”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够抓住这次赛课机会，还是缘于前十年在课堂中的摸爬滚打。台前40分钟，需要幕后n个40分钟的历练。比赛课中能“穿自己的衣裳”，源于家常课的日积月累。

　　而我赛课收获更大的是孙丽谷老师听了我的数学课后一针见血的批评：“你在课堂上要注意‘听’学生的发言，你的话要和学生的话‘接’得上去。”从孙老师的话透视我当时的数学课堂，显然是我和学生在课堂中的所说所思，犹如“聋子擂鼓，瞎子敲锣——各打各的”。孙老师以通俗的话语，让我经历了一场洗礼。“听”、“接”，不仅是言语层面，更是一种“倾听”、一种“对话”，是老师与学生双方认知视界、精神领域的沟通、汇聚和融合。

　　此后不久，我在教学计算连续退位减法“2000-538”时，学生刘慧娴、孙文分别呈现出两种算法：

　　因为我的倾听，学生的两种算法得以展示，并演绎出一段佳话。由此我撰写的文章《数学教学：师生智慧地对话》获“教海探航”征文一等奖，并收录于《教师，做个思想者》一书。我注意从“对话”的角度提升自己对数学教学过程的理解，我提出要构建对话的机制，要学会倾听、学会接纳、学会欣赏，并就数学教学中师生对话意义作了探讨，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改造传统教学方式，追求师生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