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杨 张义喜

[摘 要] 为了探究大学生劳动素养状况，研究编制了大学生劳动素养问卷与影响因素问卷，在宁波市四所高校中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大样本施测。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劳动素养的五个维度分别是劳动价值观、劳动品德、劳动能力、劳动法律与经济、劳动态度;大学生劳动素养的总体情况良好积极，具有较高水平，其中劳动价值观最高，劳动能力最低;大学生劳动素养及其五个维度与性别、家庭所在地、年级和专业有密切关系，主要受父母引导、自我要求、舆论关注、课程教授和生存压力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为选择提升大学生劳动素养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大学生;劳动素养;劳动品德;劳动能力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1）03-0041-04    [收稿日期] 2020-07-15

一、导言

“劳动素养”是“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1]。劳动素养指经过教育与生活活动形成的与劳动相关的人的素质。大学生劳动素养指在劳动认知、劳动态度与劳动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从广义而言，劳动素养包含“劳动价值观”;从狭义而言，劳动素养指与劳动相关的知识、习惯与能力等[2]。国内外学者对劳动素养进行了深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不过聚焦大学生劳动素养特点的实证研究不多，且测量工具不多。此外，以往关于劳动教育的问卷编制较少涉及勞动法律与劳动经济等内容，而劳动法律与经济对于大学生劳动教育而言是必要的[3]。因而，本研究编制了《大学生劳动素养问卷》，以实证的方式探讨大学生劳动素养的现状特点，为劳动教育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在编制问卷时，本研究涵盖了劳动法律与劳动经济等内容，对以往的研究而言有所创新。

二、资料和方法

（一）初始问卷编制

我们采用专家论证、开放式问卷调查、理论推演等方式探讨问卷的结构，最终确定由劳动价值观、劳动品德、劳动能力、劳动法律与经济、劳动态度五个维度组成问卷的基本结构，并得到包括 60个题项的初始问卷。问卷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五个等级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

（二）正式问卷编制

1.项目分析。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在宁波高校随机抽取重点与一般、本科与专科不同类型的四所高校中的781名学生（有效问卷），其中男生185人，女生596人;大专612人，本科169人;大一424人，大二289人，大三67人，大四1人;医药科学类572人，工程与技术科学类163人，人文与社会科学类43人，自然科学类3人;独生子女288人，非独生子女493人;城镇221人，农村560人。年龄主要集中在18～23岁。

课题组成员作为主试分赴四所高校进行实地网上问卷调查，使用初始问卷施测，并用SPSS 19.0进行统计。首先，将分数差异t检验中p>0.05的项目以及项目分数与总分相关不显著的项目予以删除。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所有题项上的得分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p<0.001），表明所有题项都具有较高的区分度。其次，采用题总相关检验。结果显示，所有题项与题总都存在极显著相关（p<0.01），各个题项与题总的相关系数在0.595～0.820。

2.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统计结果，KMO抽样适当性参数为0.975，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为31160.410，p<0.001。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与 Promax斜交旋转法得到57个题项。同时，采用Cronbach α系数法，若剔除该题项后问卷的标化Cronbachα系数大于剔除前的系数值，则删除该题项。最终提取因子5个，含题项42个，特征值都大于1，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8.532%。这五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劳动价值观、劳动品德、劳动能力、劳动法律与经济、劳动态度。各因素均包含3个及以上题项，因素负荷都大于0.4。

3.信度分析。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5，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00～0.956;问卷间隔四周的重测信度为0.759，各因子的重测信度均在0.7以上;问卷的分半信度为0.922，各因子的分半信度在0.707～0.941，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见表1）。

4.效度分析。我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随机选取四所高校中的675名大学生（有效问卷），男生115人，女生560人，使用已形成的问卷进行施测，以考察问卷的结构效度。使用Amos21.0为分析工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劳动素养的五个因子模型各项拟合度指标达到要求（见表2），说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我们还邀请教育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专家与资深学生工作者对题项进行了评定，结果表明问卷具备较好的内容效度。

5.正式问卷组编与调查实施。为了深入了解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影响因素，我们通过文献分析、专家研讨与学生访谈，确定了20个涉及影响因素的题项。经因子分析最后整合为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个维度的10种影响因素：自我要求、父母引导、家庭氛围、教师指导、课程教授、校风学风、人际关系、舆论关注、社会风气与生存压力。最终形成的《大学生劳动素养问卷》包含人口统计学信息、劳动素养、影响因素三部分。

运用自编的正式问卷在宁波高校施测，以了解大学生劳动素养的现状。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重点高校、一般高校和大专院校四所高校随机抽取675名学生（以有效问卷为准），男生115人，女生560人;大专606人，本科69人;大一465人，大二178人，大三25人，大四7人;医药科学类576人，工程与技术科学类54人，人文与社会科学类37人，自然科学类4人，农业科学类4人;独生子女241人，非独生子女434人;城镇188人，农村487人。年龄主要集中在18～23岁。

三、结果

（一）大学生劳动素养的总体状况

结果表明，大学生劳动素养总平均分为4.084，五个维度具体素养的得分均数在3.92～4.23，劳动价值观分数最高，劳动能力最低。其中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态度平均得分高于劳动素养总平均分;劳动法律与经济、劳动品德和劳动能力平均得分低于劳动素养总平均分。将大学生在劳动素养的得分转化为5个分数段后，劳动素养总平均分在4.00～5.00分数段的学生占比最多，各维度在4.00～5.00分数段的学生占比最多。

（二）大学生劳动素养的特征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女性在劳动法律与经济维度上显著高于男性（t=-2.534，p<0.05）。城镇被试在劳动品德维度上显著高于农村被试（t=1.980，p<0.05）;城镇被试在劳动能力维度上显著高于农村被试（t=2.023，p<0.05）;城镇被试在劳动法律与经济维度上显著高于农村被试（t=2.410，p<0.05）。

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年级的被试在劳动素养总分上有显著差异（F=3.079，p<0.05），在劳动价值观上有显著差异（F=3.113，p<0.05），在劳动法律与经济上有极其显著差异（F=5.234，p<0.001）。事后比较表明，大一、大二被试学生在劳动素养总分、劳动价值观、劳动法律与经济上显著高于大四学生。

方差分析表明，不同专业的被试在劳动素养总分上有极其显著差异（F=5.388，p<0.001），在劳动态度上有极其显著差异（F=4.858，p<0.001），在劳动品德上有极其显著差异（F=4.484，p<0.001），在劳动价值观上有极其显著差异（F=7.009，

p<0.001），在劳动法律与经济上有显著差异（F=

2.900，p<0.05）。事后比较表明，农业科学类、医药科学类、工程与技术科学类和人文与社会科学类的被试在劳动素养总分、劳动态度、劳动品德、劳动价值观、劳动法律与经济上显著高于自然科学类的被试。

（三）大学生劳动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大学生劳动素养总分和各因子得分与影响因素问卷中的自我要求、父母引导、家庭氛围、教师指导、课程教授、校风学风、人际关系、舆论关注、社会风气和生存压力均有极其显著相关，故通过对上述影响因子的回归分析，确定各因子对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影响大小。以劳动素养为因变量，以10种影响因素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父母引导”（β=

0.361）、“自我要求”（β=0.285）、“舆论关注”（β=

0.146）、“课程教授”（β=0.128）、“生存压力”（β=

0.071）进入回归方程，自变量能够解释因变量78.2%的变异量。其中，父母引导的单独解释量最大，达到66.6%;自我要求解释的变异量为9.7%，舆论关注解释的变异量为1.2%，课程教授解释的变异量为0.6%，生存压力解释的变异量为0.2%（见表3）。

四、讨论

（一）大学生劳动素养问卷的编制

本研究获得了大学生劳动素养，包含劳动价值观、劳动品德、劳动能力、劳动法律与经济、劳动态度五个维度的结果，创新性地揭示了劳动法律与经济在大学生劳动素养中的重要性，并形成了《大学生劳动素养问卷》。从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来看，大学生劳动素养五个维度结构合理。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能较准确地反映大学生劳动素养的现状特点。考察以往劳动素养的研究发现针对大学生的测量工具不多，因而本研究为揭示大学生劳动素养特点提供了有效的测量工具。

（二）大学生劳动素养的总体水平与性别等差异

结果显示，大学生劳动素养总平均分和五个维度具体素养的得分平均数都处于五点等级计分中的较高水平，这表明大学生劳动素养总体处于较高水平，这与以往调查结果一致[4]。这主要是由于大学生在自身努力、学校教育、家庭引导与社会关注等方面的影响下，劳动素养获得了提升。同时，大学生五个维度的具体素养发展存在差异。劳动素养五个维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劳动价值观、劳动态度、劳动法律与经济、劳动品德和劳动能力。劳动价值观与劳动态度高于劳动素养总平均分，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5]，而劳动法律与经济、劳动品德和劳动能力低于劳动素养总平均分，这主要是由于劳动机会不足等因素的影响。

从性别差异来看，女性在劳动法律与经济维度上显著高于男性，这与以往的调查结果一致[6，7]，这可能与女性有更强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有关。从家庭所在地差异来看，城鎮大学生在劳动品德、劳动能力和劳动法律与经济上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这可能是由于城镇的学校与家庭教育比农村更重视“劳育”，其教学方式更具多样性和创新性。从年级差异来看，大一与大二学生的劳动素养显著高于大四学生，大学生劳动素养与年级因素不呈递进增长，这与以往的调查结果一致[8]。首先，家庭对高年级学生“劳育”的影响度在下降;其次，高校存在对劳动教育重视不够等问题[5，8]，劳动课缺少体系管理，往往在低年级开设;再次，高年级学生由于毕业等原因，忽略了对自身劳动素养的提升。从专业差异来看，自然科学类的学生劳动素养显著低于其他专业的学生，这可能是由于自然科学类的学生在劳动技能的培养上要弱于其他专业，专业课程也较少融入劳动价值观等学习内容。

（三）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影响因素

根据贡献率的大小，父母引导、自我要求、舆论关注、课程教授和生存压力是影响大学生劳动素养的五个主要因素，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5，8]。从影响力的排序来看，父母引导、自我要求、舆论关注、课程教授和生存压力对大学生劳动素养有显著影响。首先，父母的言传身教与家风对提高劳动素养有着重要作用;其次，大学生自身努力对提升劳动素养而言必不可少;再次，学校的“劳育”课程设置与教学实践对于提升大学生劳动素养是必要的[4，5];最后，舆论媒体的正向引导和就业等生存压力因素也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与以往的调查结果一致[5]。这些都为学生、学校、家庭、社会四方合力提高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

（课题组成员：张义喜、查正权、董丽芳、刘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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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檀传宝.劳动教育的概念理解——如何认识劳动教育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基本特征[J].中国教育学刊，2019（2）：82-84.

[3]孔明，卞冉，张厚粲.平行分析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的应用[J].心理科学，2007（4）：918-925.

[4]郝玉梅.大学生劳动价值观调查分析与教育对策[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4，12（5）：98-101.

[5]郑银凤.“90后”大学生劳动观教育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6]庞婷婷，胡洁琼，梁鑫，等.武汉市大学生兼职劳动报酬的调查研究——以武汉地区5所高校为例[J].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21（3）：16-19.

[7]季学军.大学生就业法规认知现状调查与研究——基于对《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思考[J].中国成人教育，2008（22）：104-105.

[8]严冬.民办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探究[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