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09.037

　　1引言

　　推动经济发展、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就是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创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世界各地经常研究的主题（Fayolle & Gailly，2008）。在美国，其中一个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创业型经济，同时也是就业政策成功的核心（Peter Ferdinand Drucker）。国内外学者对创业相关领域进行了长期且深入的研究，认为创业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其已成为经济效益提高、市场创新、新就业机会创造和就业水平提高的一种重要方式（Shane & Venkataraman，2000）。

　　创业意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创业行为，所以学者们偏爱于研究创业意愿，且把对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作为创业领域的研究重点（Krueger et al.，2000）。创业教育是通过向个体提供识别易被忽视的机会的概念和技能，从而使个体的洞察力更加敏锐，最终以有自尊的行动来展现的教育（McIntyre & Toulouse，1999）。为了适应快速变革的时代，应该激发青少年的创业激情，并且加强其创业技能的培养，从而增强其创业风险的应对能力（Izedonmi，2010）。创业事件模型（SEE）指出创业意愿的前因变量是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和行为倾向，感知可行性的前因变量是自我效能（Shapero & Sokol，1982）。在对大学生创业教育进行测量时，主要关注教育氛围、创业相关课程和活动的开展等方面（Franke & Lüthje，2004；Fayolle & Klandt，2006）。总的看来，大多数创业课程旨在教学生将理论付诸实践并更好地了解创业精神（Meyer，2011）、获得自信和动力、变得积极主动、具有创造性的方法，并且学会如何在团队中工作，以建立自己的商业投资（Sánchez，2013）。影?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创业教育，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可知2015届的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3%）与2014届、2013届相比有所提升。因此，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作用机制值得开展深入的研究。

　　关于本文探究的问题，已有的研究尚存在局限。第一，以往学者对创业教育问题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定性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创业教育现状、研究意义以及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较少用到定量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也极为罕见，对创业教育的内涵界定和测量标准尚未达成共识。第二，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测度无法合理反映其真实意愿。仅通过其主观判断，而非客观行为来反映创业意愿。第三，先前有不少“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但以创业教育为前因变量的研究较少，相关实证研究还较匮乏，尤其是以大学生个体为对象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研究创业教育、创业自我效能、创业意愿三者的关系的基础上，假设在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促进作用中，创业自我效能有中介效应。通过调查，收集到154份有效问卷，运用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的关系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此次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结果拓展了创业意愿研究的内容，证明了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可以通过加强创业教育和增强创业自我效能来实现。为高校开展创业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撑，为促进经济繁荣，缓解就业压力贡献力量。

　　2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

　　通过大多数实证研究，发现创业教育是培养创业态度、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关键设备之一（Falkang & Alberti，2000；Harris & Gibson，2008；Henry，Hill & Leitch，2005；KuratKo，2005；Martin，McNally & Kay，2013；Mitra & Matlay，2004）。大多数关于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表明，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促进作用，通过创业教育可以提高学生成为一名企业家的意愿，并且将成为具备相关技能的准企业家（Lorz，Mueller & Volery，2013），即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和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Liao & Gartner，2007）。运用主成分回归方法，得出高校创业教育在1%以内显著，与大学生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蔡颖&赵宁，2014），在接受创业教育之后，大学生更易于承担风险且所做出的决策更有利于自身（Cluoes）。

　　从创业教育内容的视角构建影响我国大学生创业意愿因素模型（郭洪&毛雨，2009）。以创业教育为自变量，创业意愿为因变量，创业知识、创业能力和创业心理品质为中介变量的相关研究表明，创业教育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创业知识、创业能力和创业心理品质，进而形成创业意愿（沈栋?，2013）。通过元分析的方法，表明创业教育和创业意愿之间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关系（Bae et al.，2014）。

　　因此，提出了如下假设：

　　H1：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有正向影响。 　　2.2创业教育与创业自我效能

　　创业意愿转化为创业行动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创业自我效能预测（Boyd et al.，1994）。有针对性的教育可以改变自我效能（Hollenbeck & Hall，2004），即自我效能并非稳定不变的，人们可以通过亲身体验、听取说服性的建议（Gist & Mitchell，1992）以及观察榜样的行为（Wood & Bandura，1989），对比和评价自我行为，意识到自己需要通过怎样的努力，具备什么样的技能和能力，才能达到同样的成就（Gist & Mitchell，1992）。

　　潜在创业者在接受创业教育之后，其内在知识体系和创业能力得以增强，还能使其创业激情得以激发，即通过接受创业教育，创业者的素质得到提升、创业相关知识得到丰富，同时能够掌握技能（Henry，Hill & Leitch，2003）。在创业课程中使用不同的授课形式和教学方法会影响创业自我效能的发展水平（Stumpf，1991），学生对创业现状的认知和自我效能可以通过合理的创业教育得到增强（Wilson，Kickul & Marlino，2007）。关于创业教育与创业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对学生接受创业教育前后进行对比，发现在接受创业教育之后其创业自我效能提高显著（Cox，Mueller & Moss，2002），即创业教育促进创业自我效能的提升（Baughn，Cao，Le，Lim & Neupert，2006；Florin，Karri & Rossiter，2007；Kilenthong，Hills & Monllor，2008）。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个体创业自我效能存在差别的原因，可能是接受的创业教育水平不一致，创业自我效能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创业意愿（Chen et al.，1998）。因此，提出了如下假设：

　　H2：创业意愿对创业自我效能有正向作用。

　　2.3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愿

　　个体的自我效能影响其行为，个体的情感状态和行为受到自我效能的显著影响（Markham，Balkin & Baron，2002），即个体行为的关键变量是自我效能（Bandura，1989）。研究发现自我效能对儿童职业愿望有很强的预测作用（Bandura，Barbaranelli，Caprara & Pastorelli，2001），深入研究发现自我效能对职业范围的选择、职业兴趣等有预测作用（Markham，Balkin & Baron，2002）。

　　随着创业变得越来越重要，关于创业自我效能和创业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不断深入。由于创业者面临复杂多变的任务，在创业意愿的形成过程中，创业自我效能有着关键作用，且是创业意愿和行为预测的关键变量（Boyd & Vozikis，1994），进一步推断，个体的创业自我效能越高，创业成功的信心越强（Zhao，Seibert & Hills，2005）。实证研究表明，创业意愿能够通过创?I自我效能得到较准确的预测作用，例如，具有高创业自我效能的个体更倾向于成为创业者（Shaver，Gatewood & Gartner，1991），即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愿有正相关关系（Chen，Greene & Crick，1998；汤明，2009）。检验父母角色对学生创业选择的影响时，其中一个测量学生创业偏好的指标是创业效能（Scherer et al.，1989）。因此，将父母角色作为在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愿之间加入父母角色作为调节变量。

　　因此，提出了如下假设：

　　H3：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愿的有正向作用。

　　2.4创业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创业自我效能是指个体认为自己能够成功完成各种创业角色的扮演和各项创业任务的强度（Boyd et al.，1994）。以往关于个人特质、机会识别、创业态度等与创业意愿的关系的研究中将创业自我效能作为中介变量（Phan，2002；Kolvereid，2006；曹兴&汤勇，2012）。在企业家能力与绩效关系之间体现了创业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张瑾，2009），创业自我效能在创业风险控制与新创企业成长之间有中介效应（Prabhu et al.，2012）。创业自我效能取决于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同时创业意愿可以通过创业自我效能得到显著预测（Chen，1998），即可以推出创业自我效能在创业教育和创业意向之间可能作为中介变量。但是，却仅有少量学者研究创业自我效能作为中介变量在其他变量与创业意愿、创业行为关系中的作用（Zhao，Seibert & Hills，2005）。因此，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

　　H4：创业自我效能在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之间有中介效应。

　　基于已有模型，本文构建了如下研究模型（见图1）。

　　基于本文的研究模型，采纳温忠麟、侯杰泰等人（2004）的建议，在各变量都已经中心化的前提下，参照如图所示的程序，关于中介效应，运用层次回归方法进行检验（Baron & Kenny，1986；温忠麟&叶宝娟，2014），自变量用X表示，因变量用Y表示，中介变量用Z表示。具体步骤如下：第一，研究创业教育和创业意愿之间关系时，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第二，研究创业教育和创业自我效能之间关系时，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第三，研究创业自我效能和创业意愿之间关系时，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最后，把创业教育和创业自我效能看作一个整体，作为新的自变量，把创业意愿作为因变量，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根据以下步骤进一步研究。

　　2.4.1样本收集

　　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网络与实地方式相结合，开展问卷调查，共收集到24个省份大学生的调查结果。利用实地调研的方式，对吉林大学的部分大学生进行预调研，反复修正题项形成最终问卷。在调研过程中，采取匿名的方式确保问卷的机密性和真实性。通过调研收集到187份问卷，剔除无效的33份问卷，最终有154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达82.3%。对样本首先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年龄相对集中于20-23岁，具有思维比较活跃，对新知识、新思想的接收欲望较强的特点。基于此，创业教育对其创业意愿可能具有更显著的促进效果。 　　2.4.2变量测量

　　为了确保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本文采用国内外较为成熟的量表。创业教育量表采用Franke & Lüthje（2004）和Fayolle & Klandt（2006）的研究，包括10个题项，如“我所在学校拥有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我所在学校的创造性氛围启发学生的创业想法”等，该量表的Cronbach’s 值为0.945。主要采用丁明磊（2008）调试修订后的De Noble的ESE量表来测量创业自我效能，题项共12个，如“我喜欢开发出商业计划，展示给可能的投资者”、“我偏好于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等，[JP2]该量表分别从管理、领导和坚持三个方面测量了创业自我效能，该量表的Cronbach’s值分?e为0.838、0912和0.810。创业意愿量表主要借鉴Brenner[JP]（1991）& Davidsson（1995）开发的，包括5个题项，如“我认为我将来会创[JP+1]办自己的事业”、“如果给我机会和自由决定的权利，我会选择创业”等，该量表的Cronbach’s值为0.880。对所有题项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进行测量，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接受调查者根据自己实际状况做出评价。通过已有研究可知，创业意愿受到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显著影响（Martin et al.，2012），因此，为降低系统偏差的影响，本文把以上三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本文根据Cronbach’s值，来分析量表的信度，利用SPSS24.0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构念的Cronbach’s值都大于0.7，并且Cronbach’s值，不能通过删除任何一个题项来显著提高；大多数KMO值大于0.7。研究结果显示，该量表的信度整体表现较高水平，且内部一致性较好。

　　为确保问卷的准确性，本文将国内外较为成熟的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并且通过开展预调研，反复修正题项。对样本运用SPSS24.0进行因子分析，通过表3的结果，可知各变量的AVE均大于0.5，所有因子载荷大于0.7，因此变量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对变量运用AMOS24.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而对创业教育、创业自我效能、创业意愿的判别效度进行检验。根据表3的分析结果可知，本文模型有较好的拟合度（β=2746，RMSEA=0107），因此模型的判别效度较好。

　　2.4.3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虽然通过预调研对题项进行了反复修正，且数据来源和测量环境具有同一性，但问卷仍然有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因此，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的方法，研究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

　　2.4.4假设检验

　　（1）变量的相关分析。

　　表3的结果表明：创业教育、创业自我效能、创业意愿的相关系，基于结果可推出性别（β=-0.103）、年龄（β=-0.182）与创业教育有负相关关系。此外，创业教育、创业自我效能和创业意愿各变量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显著，仍需通过回归分析和检验来明确变量间的相关程度。

　　（2）回归分析。

　　本文构建了4个回归模型来检验假设，将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父母角色加入回归分析中。根据表4中Mode1的结果，24.8%的创业意愿变异能被创业教育有效解释，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0.506，p<0.01），假设H1成立。

　　表5中Model4显示了创业教育对创业自我效能影响的检验结果，46.1%的创业自我效能变异能被创业教育解释，创业教育与创业自我效能显著正向相关（β=0.693，p<0.01），假设H2成立。

　　表4中Model2表明了创业意愿受创业自我效能影响的检验结果，说明创业自我效能（β=0.469，p<001）对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即假设H3成立。

　　表4显示了本文的中介效应结果，Model3把创业教育和创业自我效能作为一个研究整体，设为自变量，以创业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创业教育仍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回归系数由0.506降低到0328。因此，影响效果减弱，表明在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之间，创业自我效能有部分中介效应，故假设H4成立。

　　（3）调节变量检验。

　　运用Process软件以Bootstrap方法对调节变量父母角色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检验通过（BootLLCI=01443，BootULCI=0558（4）即父母角色在创业自我效能和创业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说明父母有创业经历，其孩子的创业意愿较强。

　　3结论与讨论

　　根据本文构建的创业教育和创业意愿关系研究模型，以及对24个省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的分析与检验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Souitaris，Zerbinati & Al-Laham（2007）的研究结果一致。

　　第二，创业教育对创业自我效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果与Cox，Mueller & Moss（2002）关于创业教育与创业自我效能关系的研究结果一致，即为了引导个体树立挑战目标，增强解决问题的创造力和提升创业自我效能，可以通过提供创业教育的机会使其实现。

　　第三，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结果表明创业意愿可以通过有创业自我效能得到较好地预测，这验证了Shaver，Gatewood & Gartner（1991）分析。个体实现创业目标的信念会受到其对自身能力和资源评价的影响，从而使其创业意愿受到影响。

　　第四，在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之间，创业自我效能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据此可以解析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作用机制。创业教育可提升大学生认知自身的能力和创业自信心，进而促进其创业意愿的形成。创业教育主要是引导大学生形成积极地搜寻和分析各种信息，以及对资源合理利用的能力，培养积极的创业态度，进而提升创业意愿。 　　4研究意义与未来展望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实际意义。第一，从创业教育的视角，把大学生作为对象，研究了创业自我效能在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与创业意愿相关的已有实证研究，多集中于研究个体因素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也有学者从环境变量的角度来研究（Garavan & O'Cinneide，1994）。本文从个体因素与环境变量这两个角度同时研究。第二，在研究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愿的关系时，以父母角色为调节变量展开研究，丰富了其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关于父母角色在创业自我效能和创业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说法是不一致的，以往多数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是否创业对子女是否选择创业有显著影响，另有研究显示父母是否创业对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不明显（毛雨，2008）。第三，本文?榱吮Ｖぱ芯拷峁?更可信，利用过去的行为来测度未来创业意愿。本文在选择创业意愿的测度量表时尽可能避免受访者根据主观判断未来创业意愿，主要通过其客观行为反映。

　　本文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创业教育的视角，构建了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的关系模型，并对四个假设运用实证进行检验，为研究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实证支持，丰富了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开展合理的创业教育和鼓励其自主创业，具有以下建设性建议。第一，注重培养积极的创业意愿。国内关于创业教育的开展，应该借鉴美国成熟和完善的创业教育，即对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和创业教育有关内容的体验应给予重视，提高创业教育组织的活跃度，并且吸纳社会部分资金对大学生创业给予支持。第二，教学模式合理改革。以实践和理论结合为原则，进行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把培养符合需求和具有真正创业技能的大学生作为创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围绕完善课程内容、探索教学方法、建设师资力量的内容，从而完善学科体系；将创业理论与实践结合，开设具有较强实战性的创业培训项目、沙盘模拟、企业决策模拟等，注重创业过程的还原，同时高校应为学生提供到企业、创新创业基地参访的机会，实地感受企业的运营。第三，积极开展校园创业活动。在校园举办创业大赛，并且邀请成功创业者开展讲座，分享成功的创业经验。

　　为将创业教育转化为创业行为，践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社会、高校、大学生、政府应共同努力，政府要给予金融支持、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为大学生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对大学生自主创业应给予积极鼓励和支持。

　　本文从创业教育角度，开展提升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研究虽具有实质意义，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不断完善。首先，在对创业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时时，未将其进行维度划分。未来研究中，可以将创业自我效能进行多个维度的划分，探究每个维度以及不同维度相互作用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如将创业自我效能划分为管理、领导以及坚持等维度。其次，本文仅把创业自我效能作为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变量，在未来的研究中，应不断探索创业教育和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变量，如创业风险感知等，不断完善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相关研究。最后，研究样本量的选择上，虽所选样本来源广泛，但是数量较少，应增加所测样本的数量，并对创业活跃地区和欠活跃地区进行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