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童文学理论和语文教育学界，关于儿童文学到底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还是“儿童（本位）的文学”，早已发生过数十年乃至近百年的论争。可以说，这个问题常谈常新，散发着永恒的魅力，指引着一代代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教育工作者不断地思考。其实，儿童性和教育性是一体两面的，二者常常难以严格区分开来。儿童本位论的发明者周作人，也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儿童文学是“小学校里的文学”。儿童文学的儿童性、文学性、教育性、游戏性等诸多属性的地位排序，在不同的作品里有不同程度的彰显，但就整体和本质而言，儿童性是第一属性，是儿童文学存在的基础，也是儿童这一群体带给作家和教师们无穷的启示、智慧和教训的源泉。对儿童本位的坚持，并不意味着“媚童主义”倾向，更不意味着反对对儿童进行教育。恰恰相反，只有在对儿童本位不断坚持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沟通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真正地把儿童教育好，实现教育立德树人的宗旨。

　　回望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儿童文学的孕育、诞生与发展，都与学校教育密不可分。从清末的学堂乐歌运动，到五四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运动，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儿童文学教育运动，无数教师出身的儿童文学作家群体，完美诠释了儿童文学既是儿童本位的文学，也是教育儿童的文学。他们也给我们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和语文教育以生动的启示意义。

　　学堂乐歌运动与教育小说的兴起

　　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白话文学，即新文学。但新文学不是忽然某个时候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有自己的孕育期。清朝末年，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说为国民之魂”，将小说的地位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文学观。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论幼学》等文，将儿童、儿童教育和儿童读物等一系列思考，纳入到文学改良运动之中，这为清末民初学堂乐歌运动和教育小说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学堂乐歌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是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杨度、叶伯和等。学堂乐歌是五四前对校园歌曲的总称。清末民初，在留学日本学生的带动下，我国一些学堂开设了儿童音乐课，一批音乐教师创作了适合学生演唱的乐歌，被统称为“学堂乐歌”。这批乐歌，在内容上大力宣扬救亡图存、奋发自强的精神；在曲调上既吸取了日本和欧美儿童音乐曲调的元素，又继承了我国古典音乐的遗产。在思想特征上，这些学堂乐歌揭露列强侵略，抨击朝政腐败；提倡尚武精神，呼吁拯救国难；勉励少年自强，做新时代的新主人；反映民生疾苦，唤起儿童的同情心，召唤女性崛起。

　　学堂乐歌最主要的推动人物是沈心工。他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后到日本留学，回国后任教于南洋公学，并担任南洋公学附小校长长达27年。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曲，是真正的儿童歌词作家。他的作品既有文学性，通俗易懂，也有浓厚的教育意义，如这首《竹马》：“小小儿童志气高，要想马上立功劳。两腿夹着一竿竹，洋洋得意跳又跳。马儿马儿真正好，跟我东西南北跑。一日能行千里路，不吃水也不吃草。”

　　学堂乐歌另一代表人物是曾志忞。他师事梁启超，20世纪初年到日本研读“音乐学”，成为“我国此学先登第一人”。回国后，他致力于儿童音乐的创作和教学，成为知名的儿童音乐家和词曲作家。他编辑出版了《教育唱歌集》一书，在该书《编者大意》中说：“乐歌之作用，最足以发起精神，激扬思想……以鼓舞其兴会，发展其胸襟，俾不致有萎靡不振之志。”该书收幼稚园至中学所用歌曲共26首，其中大都出自他的手笔。曾志忞创作儿童歌曲的本意就是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引导他们攀登精神世界的高峰。

　　1909年，包天笑出版《馨儿就学记》，标志着中国教育小说运动的开始。此书甫一问世，便风靡全国，成为超级畅销书，而且经久不衰，其中有些内容还选入商务印书馆的高小国文教科书。在这本书出版以后，作为学生读物的教育小说大量出现。这些作品，有些反映小学生的学校生活和日常生活，有些则虚构出以“苦儿”浪迹社会的故事吸引读者，包括《苦儿流浪记》《孤雏感遇记》《卖菜儿》等。它们大多发表于教育类报刊，并指明读者对象为中小学生。可以说，孕育期的中国儿童读物具有浓厚的教育性，作家们创作的出发点就是利用文学和音乐作品，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以期他们长大成人后能够助力于救亡图存的时代。

　　中国儿童文学运动中的教师群体

　　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有三块基石，一是“儿童的发现”，二是“新文学的产生”，三是“儿童本位论的发明”。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共同锁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时刻。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周作人、鲁迅、郭沫若等提出“儿童本位论”，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则发动了中国儿童文学运动。1920年，周作人在孔德学校作了一次名为《儿童的文学》的演讲。《儿童的文学》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宣言书”，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儿童文学是“小学校里的文学”，其实就是鼓励孔德学校这类中小学，能够发挥自己的教育环境优势，多多创作、研究儿童文学，多多使用儿童文学作为教育资源和手段。事实也证明周作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许多教师出身的年轻作家都投入到了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伟大运动中去，比如叶圣陶、黎锦晖、朱自清、老舍、丰子恺、废名等，成为当时创作儿童文学的主力军。

　　在中国儿童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作家非叶圣陶莫属，而当时他的身份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1911年，叶圣陶中学毕业后，就开始担任乡镇小学教师，开启了他十多年的中小学教师生涯。1916年，叶圣陶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执教。1917年，叶圣陶到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一直工作到1922年，在这期间开始创作童话。1921年11月15日，叶圣陶写出《小白船》，后发表在《儿童世界》一卷九期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到1922年6月7日写《稻草人》，半年多时间里他一连写了23篇。这些作品于1923年结集为《稻草人》出版，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原创短篇童话集。

　　《稻草人》里的童话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早期的几篇，给小读者“一个美丽的童话的人生，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二是占多数的中后期作品，表达“成人的悲哀”，“咒诅……有那些强盗的世界”，将“悲惨”世界告知小读者。郑振铎也赞同叶圣陶“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他在本书序言中指出：“他的悲哀已造极顶，即他所信的田野的乐园此时也已摧毁。最后，他的对于人世间的希望，遂随了《稻草人》而俱倒。”这体现了他们作为文学研究会同仁的“为人生”的文学观。一些文学史家认为，叶圣陶从童话创作上进行了实践，开辟了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道路，延续了教育小说的传统。

　　叶圣陶之外，黎锦晖是一位真正在小学校里实验儿童歌舞剧的儿童文学作家。新文化运动爆发后，黎锦晖提倡“平民音乐”，发起新音乐运动，以配合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他受周作人“平民文学”的影响（他与周作人同为北京大学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奉行平民主义，曾写有《说平民和平民主义》等文，提倡大众文艺和民间音乐，在普通社会大众层面宣传他的思想。1920年，黎锦晖创作了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在各所小学校里表演，同年谱写了《老虎叫门》《三个小宝贝》等儿童歌曲。次年，他又创作了影响更大的儿童歌舞剧《葡萄仙子》，儿童歌曲《可怜的秋香》《好朋友来了》。1922年初，黎锦晖担任国语专修学校校长，提倡“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并在学校里附设了小学和剧社，以此为实验基地进行彩排和演出，延续了学堂乐歌运动的文学、音乐与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精神。到1927年，他总共创作了12部儿童歌舞剧、24首儿童歌舞曲，这是中国第一批儿童歌舞剧和歌舞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儿童歌舞剧包括《月明之夜》《三蝴蝶》《春天的快乐》《七姊妹游花园》《神仙妹妹》《小小画家》《小羊救母》《小利达之死》等。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被誉为“文学的艺术，也是艺术的文学”，充满爱的教育、美的追求。他的作品充满着诗意的幻想，有着童话般的意境，十分受小读者欢迎。黎锦晖从不正面揭露社会的黑暗，但从他的作品中依然能感受到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扼杀儿童天性的批判。

　　吴研因在小学中推广儿童文学教育

　　儿童文学教育是文学教育的一种。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张心科教授在研究和考察吴研因等人的儿童文学教育活动后认为，儿童文学教育分为实然和应然两种状态：实然的“儿童文学教育”就是在国文、国语科内借助儿童文学作品所进行的教育，或者说是借助文学文本所进行的以获得审美愉悦、各种知识、接受道德训诫和培养语文能力等为目的的教学；应然的“儿童文学教育”是指以涵养性情为主，兼以启发德智，并习得文学阅读的技能为目的的阅读教学。

　　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涌现出一批经典作品，同时欧美儿童文学被大量翻译的前提下，儿童文学的观念逐渐进入并普及到中小学教师群体中，就必然会诞生将儿童文学作为教育资源和手段的代表性的教育家，吴研因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1906年，吴研因毕业于上海龙门师范学校。他早年曾在江苏一师附小、上海尚公学校等著名小学担任教员和主事（校长），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初等教育科科长、国民教育司司长等职。1949年之后，他历任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司长、中学教育司司长等职位。他在民国初年就开始自编白话文、儿童文学教材，推动了语文教学的语体和课文文体的变革；草拟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修订了《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等重要的国语课程文件，并设计了新的语文课程体系；编写了《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及《国语新读本》等多套高质量的国语教科书；出版了《小学国语教学法概要》《小学教材及教学法》等多种教学理论著作，建构了现代语文教学理论体系。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吴研因为确立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突出的成就，使得他成为国文国语教学改革运动中的突出性代表。

　　吴研因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教育之父”，是第一位在小学校实验、推广儿童文学教育的教师，并出版了大量相关著作，撰写了儿童文学教育理论文章，开展了数十年的教育实践，给后人留下了丰硕的儿童文学教育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吴研因长期失踪于中国教育史和文学史上，国内也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吴研因的儿童文学教育实践。我们今天重新树立儿童文学教育的旗帜，在更广大的校园里进行儿童文学教育，都不能忘了吴研因的历史功绩，以及他能够给后人带来的启示。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现在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忘记了儿童文学是小学校里的文学，不能想学生之所想，没有跟学生打成一片，只能从自身、出版机构出发，或纯粹虚构故事，或生硬地讲历史故事。而许多中小学教师，尤其语文教师，也忽视甚至怀疑儿童文学在语文教育中的主体性地位，更多地一味重视语法、语言的学习，忽视了语文教育是文学教育的本质，更忽视了教育的人文本质。

　　目前我国对于儿童文学教育的研究与实施刚刚起步，很有必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为了更好地推动儿童文学教育活动的开展，我认为，学术界、教育界和出版界应该联起手来，尽快推出诸如《民国儿童文学教育读本及研究》《吴研因论儿童文学教育》《吴研因全集》《儿童文学教育概论》《儿童文学教育读本》等相关典范性著作，一方面推动语文教育改革，另一方面也是在推动原创儿童文学的高质量发展，让儿童文学回到小学校里的文学本位上来。

　　（作者：梅杰，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著有《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