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5-0096-05

　　陈寅恪是江西修水人，其一生主要从事文史哲的教学及历史的研究。他在教育领域从教多年，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其内容涉及教育观、教学观、学习观、学风观等诸多方面。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多侧重于对其史学思想、学术风格、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而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鲜有论及，故本文拟吸收学术界相关成果，对其教育思想进行研究。

　　一、陈寅恪教育思想形成的基础

　　（一）教育思想形成的前提：自身接受过传统教育和正规的西方教育

　　陈寅恪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6岁开始在家塾中读书识字，苦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他12岁时，陈家在家办学堂，延师教读。陈家学堂还延聘西洋教师，教学内容除“四书五经”外，还有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知识。以后，陈寅恪又走出国门，到国外接受教育。从1902年至1926年，他出国五次，留学十四五年，足迹遍及日本和欧美等地的世界名校。[1]2长期的苦读，使他学贯中西，形成了完备的知识结构。再加上他遍游世界各大名校，接触了当时西方最前沿的学术思想，这些为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前提。

　　（二）教育思想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具有长期的教育实践经历

　　1925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大学，从此他的事业就与教育紧紧联结在一起。在此后漫长的四十余年教育生涯中，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他一直处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以指导研究生为主，但也长期为本科生上课，包括为外校代课，教授过与文史哲相关的多门课程。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能够洞察教育教学规律。这是他的教育思想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

　　（三）教育思想的源头之一：强烈的爱国重教之情

　　陈寅恪出身于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家庭，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一代名臣，陈三立更是在日军侵占北京后忧愤而死。这些都对陈寅恪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寅恪从小就精研中国传统文化，“治史，特重民族气节”。他生当乱世，深感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带给一个民族的深重灾难，这激发了他立志献身教育事业、准备以“学问报国”的坚定决心，这一点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表现得更为突出。“七七事变”后，他携家离开北平，几经周折至香港，他的夫人因沿途劳顿，心脏病发不能再走，他只好自己由海路取道越南，再经滇越铁路到云南蒙自，到西南联大，当年秋天又随西南联大迁至昆明。在条件非常艰苦、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他心中仍然牵挂着教育事业，始终把教育放在第一位，这些无不渗透着他强烈的爱国重教之情。

　　（四）教育思想的源头之二：民族文化本位的文化观

　　陈寅恪教育思想的源头之二是他的民族文化本位的文化观，这种民族文化本位的文化观，既主张学习和借鉴外来先进的思想文化，又主张立足本国国情和本国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正如李玉梅所总结的：寅恪早年留学欧美，其史法参考西方而绝不露丝毫斧凿痕迹，实已见其主张中国化而以弘扬民族主体精神为中心之思想矣。[2]“寅恪认识到‘拯救国家，治理国家，尤其要以精神的学问作为根基’，于是，他毅然把研究中国民族、历史文化，振兴、弘扬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化，定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3]这成为他教育实践及相关教育观念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陈寅恪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陈寅恪一生主要从事文史哲的教学及历史的研究，其教育思想涉及教育教学理论的多个方面，他的教育思想散见于各类学术著作、同仁及学生的回忆性文字之中。

　　（一）教育观

　　陈寅恪从自己的学习经历出发，结合当时的学术与教育背景，“认为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学有专长的人，而他之所谓‘学有专长’，并不是局于某一狭隘的操作技能，从他的论著和教育实践来看，他是认可‘通才教育’的原则的”[4]324。他曾指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营商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5]陈寅恪就中外文化进行了比较，就留学生学习的专业取向进行了评论，对工程、实业之类实用学科与科学、“天理人事之学”、“精神之学问”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提出既要学习“偏重实用”之学，又要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不然，则中国人可能会“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却同时又会精神贫乏，“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这是陈寅恪看到了海外留学生的种种弊端以后，对人才的知识结构所作的思考，他认为致用之学和精神之学两者都不可缺少，这一认识从精神上与通才教育的原则是相通的。十二年后，他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这篇文章中，对自己熟悉的史学领域，则凡与之直接相关的文学、地理、语言等更主张通习之。 　　陈寅恪的通才教育，是要求结合个人特点，尽可能多地广泛涉猎，尤其是基础学科，绝不可偏废。他对通才教育看重的是打好基础，获得“通识”的意义。他所说的“通识”，“指的是基于对包括基础学科在内多学科知识的掌握，经过实践的不断整合，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广泛的发散性和深入的针对性的认识能力”[4]330。陈寅恪倡导通才教育，在平时的教学中，他要求学生广泛涉猎，全方位学习。例如在唐史课上，他给学生开出的书目中既有新旧《唐书》《唐书注释》《大唐开元礼》《唐大诏令集》等，又有《全唐诗》《全唐文》这样的诗文集，更有《太平广记》、“敦煌石室中之俗文学材料”、“碑刻材料”等。

　　（二）教学观

　　1.注重方法指导，突出能力培养

　　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陈寅恪一贯注重自然启发，注重学生掌握材料和一定方法后自主获得结论，以培养和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他的学生罗香林在《回忆陈寅恪师》中写到：“陈师讲学，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6]，使学生能在他自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循着自己的思路钻研下去，被他导引进一个新的知识王国。弟子梁嘉彬总结陈寅恪讲课特点是：“苦于穷极思索，勤于指点史料与工具，而敏于训练史学方法也……目的实只在求真，对同学发生强烈启发作用。”[1]97

　　2. 注重创新能力培养

　　陈寅恪注重学术的独创性，“求学术之新知”[7]108是他治学的首要着眼点。在平时的教学中，他十分注意以新的研究成果及时充实教育内容，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教学、研究中始终十分重视创新精神。他反对照本宣科，主张讲课必须讲出自己的创意和见解，给人以启发。“三个基本不讲”是他一贯坚持的教学原则：书上有的基本不讲，让学生自己去读、去钻研;别人讲过的话基本不讲;自己讲过的也基本不讲，除非必要，一般不重复已经说过的话。[1]96陈寅恪的“三不讲”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应有的学术旨归：求真与创新。因为只有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增添新见与新知。正如学生回忆的：“他剖析入微，征引简要，论证确凿。每一讲有一讲的创获和新意，多发前人未发之覆。”[8]陈寅恪不仅对自己讲课要求创新，而且对学生也要求创新。学生撰写的论文如有新材料或有新意，他就非常高兴，经常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予以表扬或鼓励，以此激发学生创新的热情。

　　（三）学习观

　　1.读原典，求真相

　　陈寅恪强调读原典，主张学习要看原书。如1935年秋，在魏晋至唐史课上，在论及当时的大学课本和近人著作时，他认为这些书中的许多材料，或辗转抄来、难免抄错，或断章取义、不合实情，或原引材料有错误、不能甄别，而且内容简陋，缺漏颇多。所以不足用为依据，只可供参考，有的地方也可以引起对某些问题的注意。[9]

　　2.强调合理的读书次第，引导学生循序渐进打牢基础

　　在教学中，陈寅恪按不同层次对学生提出不同的读书要求，引导学生循序渐进打牢基础。例如他给学生开列的书单包括：最低限度必读书、进一步学习需要阅读的书、进行广泛的研究需要阅读的书。由此引导学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打好基础。

　　（四）学风观

　　陈寅恪在自己的论著以及与师友、学生的讨论中对学风多有涉及。他曾经说：“……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就是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10]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学风的要求是崇尚务实而纯正的。他把这种优良学风的培养贯彻到具体的教学工作中。除了平时上课的身教以外，还通过言传加以引导，他曾赞许劳?o的论文：“甚精密，足征学问实在”[11]，透出推崇实学之意。他还曾经称赞一个学生的论文，说他“守不知为不知之古训，甚合治学谨慎之旨”[12]460。又曾经劝另一个学生不要急于发表尚未完备的成果。[7]162他非常厌恶那种虚妄不实、浮夸堕落的学风，如在评阅学生论文时反复强调：“论文要有创见，文字不必太长。”[12]461并在许多文章中“贬斥势利、尊崇气节”，力图“一匡浇漓之俗，返之淳正”[13]。

　　（五）师生观

　　师生关系是教育中最基本的关系，又是教育中最本质的关系。传统的教育偏重于知识传授，教育过程往往被简化为“教―学”过程，教师是知识的占有者、传授者，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吸收者。[4]355教师和学生之间只是一种“教―学”关系，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极不平等的主从关系。

　　随着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不少优秀的教育家从个人教育实践的体悟出发，对于传统师生观从理论上提出质疑，并在实践中予以反正，陈寅恪就是其中之一。首先，从教育实践看，他认为在师生关系中，教师起主导作用。其次，他把教育对象摆在了一个平等的位置，把教育对象作为平等对话的对象。陈寅恪在看待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时强调师从关系，其“从”，是“从”其“意”而非“从”其“形”。即是说，听老师的课、跟老师学习、作助手等等，只是形式，[14]重要的是要学习到老师的思想和方法。陈寅恪固然认同师道尊严的古训，认为学生应当尊敬老师，但是他所受的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使他不墨守师道尊严的陈规。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原则出发，他主张学生的思想要自由，精神要独立，主张学生要有独立思考能力，学生对老师所讲授的东西，自己可以分辨哪些应该吸收，哪些可以不接受，学生有选择的自由，不必事事听从老师，也不要处处受老师的影响。他从教多年，不仅注意与学生沟通，尽到传道、授业、解惑之责，在学业上耐心指点，而且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上、生活上、经济上和就业上的困难，师生关系非常融洽。

　　（六）考试观

　　陈寅恪对学生罗香林说过：“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4]340他认为考试既要检查学生掌握知识的深浅，又要看学生运用知识，发现、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考促学。从这种理念出发，他在清华率先改革考试方法，平时不进行阶段性的小考。期末考试时，分两种形式进行：笔试或独立完成一篇小论文，由学生任选其一。考试前，开列一批必读书目与参考书目，要求学生必须认真阅读、钻研，并从这些指定书目中出笔试试题。同时，学生也可根据这些书目和自己的体会，自选题目撰写论文。通过这种考试方式，他发现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如罗香林、夏鼐等，经他指点和培养，他们日后都成为一代史学名家。不仅如此，他集多年批阅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考试试卷的体会和经验，在20世纪30年代为清华大学拟出国文考试试题时，首创对对子，来测验考生的语言文学水平，选拔学生。 　　三、陈寅恪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丰富的实践性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陈寅恪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与其他教育理论家明显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个系统的教育家，甚至没有专文论述教育问题，他的教育思想更多地渗透在言传身教当中，体现为丰富的实践性。例如，他倡导通才教育，自己首先身体力行。作为一名史学家，他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古典文学史、艺术史等许多领域均取得很大成就。他还擅长语言学、文字训诂学、目录学等多门学科知识。他经常告诫学生，有一份史料就讲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他以身作则，在讲课的时候，总是凭借史料说话，在提出了充分的史料以后，他才会讲课。在教学上，他针对学生的志向和学术取向加强引导，同时又特别重视对学生的学术方法训练。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他注意观察和分析学生特点，因材施教。他主张实事求是的学风。虽然他晚年盲目膑足，基本上靠听读材料来撰写文章，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却没有因此降低他对材料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要求。《论再生缘》出版后，由于发现了一些新材料，他即写了《论再生缘校补记》，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做了补充论证，而对原作不进行修改，以保留原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对待学风要实事求是。

　　（二）东西方教育相结合

　　陈寅恪早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后来又出国留学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他主张对西方文化的教育加以批判吸收，吸取其长处，补中国传统教育之短处。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他努力把东西方教育结合起来。例如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授课时，他以德国兰克学派和西方东方学的理论为观照，结合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运用所掌握的多种语言工具，教会学生在佛经与敦煌出土文书等方面的整理、爬梳和辨析的方法，并把学生带进研究之门。

　　（三）教育与爱国相统一

　　陈寅恪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因此救国是中国人民最迫切最艰巨的使命。陈寅恪出于对文化的终极关怀，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决心献身教育事业，一生兢兢业业，实践他教育救国的理想。可以说，他从事教育主要目的是爱国、救国。他一生为此进行了长期奋斗，作出了重要贡献。爱国情怀始终贯穿在他的教育思想中，贯穿于他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陈寅恪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他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坚持教学和科研岗位，终身以教育为职志，教育思想是他爱国主义的最重要体现。

　　（四）育人以德

　　陈寅恪识人首重其德，这一点在他的《书信集》等材料中有大量的体现，而在育人过程中，育人以德是他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作为传播人类文化的重要方式，教师传授给学生的既有学术上的递嬗接力，更有立身做人的道理，因而教师在道德上的校正作用和示范效应就显得尤为重要。陈寅恪成为名学者、名教授以后，更加严格自律，以身垂范，这本身就是对“育人以德”的最好诠释。他每上一堂课，课前都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认真准备，从不敷衍应付，体现了作为教师的崇高的职业道德。他把上课当作应尽的天职，虽然自己体质很弱，但从未迟到或请过病假。虽然著撰很忙，却从未因私事而缺课。他对学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学问的孜孜以求，充分说明他自己就是“育人以德”的最好示范。

　　四、陈寅恪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陈寅恪的教育思想是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产物，其教育思想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例如陈寅恪注重通才教育，要求学生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学海无涯，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要全面掌握各种知识，既需要有充沛的时间和精力，还必须具备多种获取知识的工具、方法和能力。要做到这点，对一个人的要求是很高的。陈寅恪主张教育救国，希望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拯救国家。但在那个时代，政治和经济不独立，教育救国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五、陈寅恪教育思想对当今的启示

　　陈寅恪在教育领域从教多年，其教育思想涉及教育观、教学观、学习观、学风观等多个方面。他的教育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新时期拔尖人才的培养，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一，陈寅恪主张学习要看原书，同时在教学中，按不同层次对学生提出不同的读书要求，引导学生循序渐进打牢基础。这指出了治学的门径，强调了在治学中打牢基础的重要性。这启示我们，治学是个体的脑力劳动，有其本身的特点和规律，需要知识的逐步积累，需要循序渐进，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出现飞跃，而企图走捷径、偷工减料、急功近利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学校要引导学生多看原始资料，读书要循序渐进，不能心浮气躁、急于求成，只有这样才能厚积薄发。

　　第二，陈寅恪注重方法指导，突出能力培养。学校教育既然以培养人才为目的，怎样才能培养出真正有能力、适合社会需要的拔尖人才，这是实施教育者一直关心和思考的问题。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重点不应在传授给学生现成的知识，而在教给学生获得知识的方法，使他们学会治学的基本途径。以往的教学多采用灌输法、注入式，不关心学生能否接受，更不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而陈寅恪则采用自然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深入浅出地把学生导引进知识的广阔天地。因此，学校要改变灌输式的传授知识方式，采用自然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以启发学生的思维，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走进知识的殿堂。学校除了要注重对学生进行方法指导外，还要注重对学生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如今正处在知识创新的时代，敢于创新，既是自我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陈寅恪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从中可以看出，敢于创新对一个人成长成才意义重大。因此，学校要尽力为学生营造自由思考的创新学习氛围，为学生创新搭建良好平台，提供创新实践机会。

　　第三，陈寅恪注重优良学风的培养。陈寅恪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始终保持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严谨学风，形成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文字简洁、谦逊审慎等独特风格。这启示我们，学校应该注重对学生优良学风的培养，让学生知道：对待学术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做学问要细心斟酌，不要轻率从事;要做到有根有据，经得起推敲和时间的检验。 　　第四，陈寅恪注重考试方法的改革。考试方法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它涉及的是一个教育观念的问题。而怎样考试才是科学的，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陈寅恪的考试观对今天的考试有借鉴价值。学校应该改革考试方法，改变过去那种单纯考查书本知识的单一做法，而侧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考查应该实行动态考查、多元评价等灵活多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