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外历史上的教育理论，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在陶行知的一生中，他身体力行，献身于教育实践，先后创立了晓庄师范学院、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重庆社会大学等。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也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先行者，他较早尝试将幻灯、电影、无线电广播等先进的技术手段用于推进平民教育，并利用现代化媒体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陶行知的电教思想与行动，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产生与发展的重要篇章。

　　一、陶行知的电教活动与电教思想

　　南京金陵大学是我国电影教学的前驱。1903年该校就在教室里使用电影进行教学，并在周末组织同学放映电影用以娱乐，开“校园电影”之先河。当陶行知于1911年进入金陵大学学习时，均成为“校园电影”活动的积极分子，并由此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后来他远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留学，亲身感受了科学进步的巨大力量。留学归来后，他就提出“未来的世界是一个电化的世界；未来的中国也必定要造成一个电化的中国，这是没有疑义的”。

　　1923年晏阳初先生在嘉兴开展“千字课”识字运动时，使用了幻灯教学的方式。当时陶行知前往参观，深受感动。他注意到“幻灯把字画放大，映于室壁，同时室中熄灯，使全体学生注意集中在影上；然后使大家对壁，看画述故事，见字读字音，目认形，耳听音，耳人而口出，使他口、耳、眼三部分都有练习，所以就能写、能认、能读，并且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看他们学生的反应，很有精神。当二个月以前，一字认不得的，到此都能写能认，比在长沙、烟台时，纯用教科书，已快得多”。在此后的平民教育中，陶行知一直都非常关注幻灯、电影、无线电广播等手段在教育普及中的作用，并成为我们早期电化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力行者。

　　1924年11月，冯玉祥将军特邀陶行知到他的部队为战士上千字课。为此，陶行知专门组织编写了《军人千字课》一书，并把有关内容摄制成了幻灯片。这次运用幻灯教士兵识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冯玉祥将军和广大战士的称赞。当时，将幻灯作为辅助教具，尚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为了提高教学效果，陶行知采用了边使用、边改进、边提高的办法。1924年他在《平民教育概论》中对平民教育的组织形式以及教材教具提出了改进意见。对于组织形式，他主张采用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三种形式，以适应民众的不同需要。对于平民学校这一组织形式，他指出：“这个采用班次制度。大班一二百人以上用幻灯教学；小班三四十人以上用挂图、挂课教。”对于教材教具，他指出：“辅助教具之最重要的有二：一是幻灯，现由青年会在那里力求改良，总要它格外价廉合用；二是挂图，比幻灯便宜些，宜于小班用。

　　1933年冬季，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新安学校校长汪达之为了使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斗争中锻炼成长，拟组建一个新安旅行团赴全国各地宣传抗日形势。在该年稍早一些的9月，陶行知在致汪达之的信中就提到：“活动影戏机是乡村教育最重要的工具，我害单思病已有七年之久，到如今还没有到手。……总之，我若得到这东西，它一定会到淮安游历”。后来陶对新安旅行团的工作非常支持，他捐出了母亲刚去世后的人寿保险500元，购置了电影放映机、汽油发电机和《一?二八淞沪战地写真》、《民族病史》等电影片一起送给了新安旅行团。

　　在三十年代抗日救亡的危急关头，陶行知将民众教育转向战时教育，用各种手段进行战时的宣传教学工作，同时尽可能地使用电化教育手段，以求取得最大效果。“在行动上取得解决国难真知识，立刻把它传给大众，使它在解决国难上发生力量。推动报纸、杂志、戏剧、电影、说书人、无线电播音积极作针对民族解放之宣传。”“几种有效的宣传方式……其次是唱歌、说书、双簧、金钱板、茶馆里摆龙门阵。倘能得到电影、留声唱片，也要充分运用”。

　　陶行知重视无线电播音教育的作用，并成功将其与平民教育相结合，成为了推广普及教育的利器。1933年3月陶行知在汉口市立第三小学指导小先生工作，租汉口广播电台设立“小先生普及教育讲座”，“每三个星期的第六学日下午五时至五时三十分有本校小先生普及教育先锋团的导师和小先生来担任演讲或报告一次”。同年四月，陶行知租上海中西药大药房无线电台播放教育节目，从4月10日开始，每天中午12时30分播放，每次半小时，内容包括千字课、唱歌、自然科学和世界大事等，起到了很好地教育普及作用。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陶行知非常重视电教经费的保障，并考虑成立专门机构。在陶行知制订的《四万万中国人民提倡民主教育的初步计划》和《宝山县观澜义务教育急成方案》的预算中，他对电教经费保障极为重视。《四万万中国人民提倡民主教育的初步计划》在“学校设备采购”项目中，广播、电影等教育设备的投资占单项总额的四分之一。在《宝山县观澜义务教育急成方案》的经费预算中，陶行知将无线电收音机及留声机等设备的预算列为“必不可少之经费”。1935年陶行知先生在《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一文中建议“设中央无线电收音机制造局，以巨资研究制造无线电收音机，免费分发全国各县乡村市镇教育场所使用，并在适当地点，分区建立大播音台，从事广播现代知识”。

　　陶行知先生是“教育救国”的实践者，他认为“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能彻骨地改造社会。反过来说，办学而不包含社会改造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所以教育就是社会改造”。他希图通过教育来“改造人心”进而“改造社会”，并最终完成民族的振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运用媒体手段推进平民教育，还是在抗战时期利用电教手段开展救亡宣传，都是“通过教育进行社会改造”的一部分，他的电教思想和社会改造思想是完全融合的。 　　二、陶行知与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产生

　　关于我国电化教育的诞生时间，学术界有着几种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电教诞生于1915年，理由是1915年南京金陵大学除使用电影幻灯进行教学外，还建立了“校园专用电影放映场地”，在放映教育电影的同时用广播配合电影来进行校园和民众教育。也有学者提出电教诞生于1936年，理由非常详实，包括：（1）《国难时期教育方案》的制定与公布；（2）教育部电影教育委员会与播音教育委员会的建立；（3）教育部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两委员会合并办公成立电化教育委员；（4）教育部与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联合办理“教育部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5）以国家行政的名义第一次制定、发布并在“电化教育”的名目下实施“电影教育计划”和“播音教育计划”；（6）教育部部长与次长对《二十五年七月至十二月本部实施电化教育工作概况》呈文的签批认可；等等。

　　笔者认为，和任何其它事物一样，电化教育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1915年在金陵大学出现了电影教育，这是电化教育的萌芽和雏形；二十年代晏阳初、陶行知等先辈使用幻灯片手段辅助教育，这是电化教育的初步探索；1936年官方组织的成立、相关法规的颁布，则是电化教育已经初步成熟、并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

　　在我国电化教育的早期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陶行知先生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甚至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初期，正是我国的一些教育革新者陶行知、晏阳初等，利用幻灯普及民众教育，才点燃了我国电化教育的火种。早在1923年，陶行知就规划用电化教育的手段辅助推行他毕生为之努力的平民教育运动。在他丰富的教育活动中，对于电化教育事业从教育理论到社会实践，从培养师资人才到制作设备和软件都作了积极地探索。金陵大学创办电教事业，为教育部培养电教人才，正是受到当时社会上陶行知等一批教育界人士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影响，以学校力量参与社会民众教育。金大理学院一直开展巡回放映工作，向社会提供服务，快速普及知识，扩大教育范围。民国电教的主要奠基人孙明经先生也讲道：“金大搞电教，其理论根据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我国的电化教育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时期诞生的，它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救亡”的特殊使命。一大批仁人志士在经历了西方科学技术的洗礼后，纷纷考虑能否运用科技来挽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以电化教育为例，媒体不仅被赋予了改善教学效果、扩大教育规模的功用，而且被视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利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孕育和产生，与陶行知先生“通过教育进行社会改造”的信仰，具有思想上高度的契合性与一致性。

　　三、总结与启示

　　陶行知先生和我国早期电教的那个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如今教育信息化的设备之先进、规模之庞大也早已今非昔比。我们回顾那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先辈的事功，更是为我们今天的前行吸取力量。

　　陶行知等先辈所开创的电教事业，在当时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从设备的购置、教学应用的探索到相关机构的健全和人员的配备，都需要从头开始、逐步摸索。今天教育信息化行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在实践中也出现了教学资源沦为信息孤岛、教学效果的提升作用不足等问题，这都需要我们吸取陶行知等先辈的创业精神，不断解决时代发展所赋予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