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教育信息化2.0时代给民办高校的教育带来机会的同时，也给师生的信息技术能力及信息素养带来了挑战。审辩思维是信息素养提高的前提，也是21世纪人才重要的特征，非常适合通过大学英语来培养。教材是大学英语教学的关键，但是现有教材的审辩思维比较笼统、含糊，教师有必要系统、深入地学习审辩思维并提升相关能力，再对教材进行系统、深入地审辩思维技能或倾向加工，实现大学英语对审辩思维既知其神又知其形的培养和提升，进而促进英语习得、跨文化交际和英语信息素养的培养。

[关键词] 英语教师;大学英语教材;审辩思维

[基金项目] 2020年度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科研课题“教育信息化2.0背景下民办高校英语教师转型研究”（395）

[作者简介] 朱玉梅（1986—），女，四川宜宾人，硕士，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与英语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1）09-0033-04    [收稿日期] 2021-01-08

在教育信息化2.0的推動及21世纪人才需求背景下，审辩思维备受关注，它是信息素养提高的关键，也是沟通、合作和创新的基础。中国的审辩思维擅长倾向，西方的审辩思维擅长技能。教师如何提升自身的审辩思维知识和能力，对现有的大学英语教材进行必要的加工，从而较系统、深入地培养学生的审辩思维，促进英语的习得、跨文化交际和英语信息素养的培养呢？已有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极少，本文将以应用范围较广、版本不断更新的《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三版）系列教材为例，通过跨学科研究和文献研究等方法进行探究。

一、教育信息化的影响与审辩思维的培养

2018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推动我国“互联网+教育”大平台的建设，到2022年，数字校园将基本覆盖全体学校，数字应用将基本覆盖全体师生，教育专用资源将变成教育大资源。2020年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加速了大平台的建设，为民办高校的教育迎来了新契机，但是纷杂的教育资源、灵活的教学方式和难控的在线考核等，也给学校的人才培养或者教育服务带来了挑战。教师和学生随时随地可获取、传递教学资源，但这些资源数量过于庞大，质量参差不齐，师生的信息技术能力或信息素养明显受到了冲击。

审辩思维以推理和论辩为核心[1]，能让一个人在对待他人和自己的决策、信念及言行等方面更加开放和理智，这是提高信息素养的前提，也是沟通、合作和创新的基础。同时，在我国的《21世纪核心素养5C模型（中文版）》和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等国的合作研究（21世纪人才培养与评估）[2]中被视为是人才的一项重要特征。由于英语的思维承载特性、跨文化交际的需求和英语信息素养的培养等因素，大学英语非常有必要且适合审辩思维的培养。2019年12月，教育部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系统的高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教材不仅体现了教学思想、教学方式和社会需求等因素，还承载了国家的意志，在高校人才培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由于英语的交际环境相对缺乏，教材成了一种重要的可感知环境，是大学英语教学最重要的载体，教材中系统化、可视化的审辩思维内容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审辩思维的关键。

二、已有研究与教材现状

截至目前，中国知网共有27篇相关文献，其中4篇来自核心期刊。这些文章主要是从以大学英语分册或系列教材的教学为例、大学英语教材的研发探索或编写原则、现有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的编写介绍或特色三方面来分析审辩思维的培养和提升，整体上对审辩思维的阐释不够深入、系统，具体的实例也偏少、偏散。例如，白璐虽然用《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讨论了批判性思维能力在教学中的应用，但却只举例了一篇文章[3]。秦秀白等认为21世纪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综合教程》第五、六册突显了评判性阅读来提升学习者的思辨能力，但是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实例[4]。王月丽等以思辨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教材编写原则之一，但在《新目标大学英语口语教程》编写实践中却只提到了话题设计要注重观点之间的碰撞和补充，并没有进一步阐释或者举例[5]。房慧指出《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三版）能培养思辨能力，主要体现在单元选篇从不同甚至对立的视角对某一话题或者社会状况的多维呈现和每个单元Critical thinking练习中的开放式问题进行批判性思维的提升，但在整体上并没有对批判性思维具体的技能进行过多说明[6]。

从教材本身来看，通过对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包含视听说、读写、综合教程等大学英语教材系列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教材系列都明确体现了审辩思维，即使体现了也主要在教材的选材、开放式问题的练习等方面，比较笼统、含糊，详见表1（注：简介中审辩思维的提及情况来自纸质教材总序或出版社官网介绍）。

三、教师对教材的审辩思维内容的探究

（一）中西审辩思维的发展与特征

在中国，审辩思维也被称为批判性思维，因没有“批判”的负面意义而逐渐受到学术界的推崇[7]，另一近似表达“思辨”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欢迎。在研究领域方面，它可追溯到古代的数学、哲学、地质学和风水的推理或论辩;在思想家个体方面，可追溯到名家、墨家的争辩和论证中，韩非子的说服心理学，孔子的隐喻论证和静默反省，孟子说服君王的严密论证，荀子为获得真知的论辩和第三代儒学强调的“审辩精神”[1]。而概括较全面的便是《礼记·中庸》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但主流文化中并没有出现一套以论证技术为核心的明确表达的正式的具体方法，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道德修养[1，8]。随着西方审辩思维的引入，学者们也逐渐开始探寻中国本土化的审辩思维研究，如审辩思维的倡导者谢小庆和同事们开发的审辩思维水平测试（CTT）[7]，文秋芳团队构建的我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量具[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