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军 王振华

[摘 要] 历史上的中国认同意识发端于先秦时期，辽宋西夏金各政权在发展过程中均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观”，以此为切入点，可 以寻绎出讲授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线索。“中国”一词随着历史发展逐渐具备国都、中原地区、中原政权及文化上的中华四种意 义，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观”的内涵。通过课堂教学与讨论，引导学生从具体史料出发，辨析辽宋西夏金各政权的“中国观”及认同意识，可以有效解决目前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将上述政权人为分割为断代史分别讲授、各自为营的困境，从而形成中华一体的整 体史观。

[关键词] 中国古代史教学;辽宋西夏金史课程;“中国观”;中国认同意识

[课题项目] 西北大学2019年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辽金史专题”（XM05190310）;西北大学教学成果培育项目“弘道足徵学术讨 论会”（XM05190380）

[作者简介] 王善军（1966—），山东临沂人，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辽宋西夏金史研究;王振华（1984—），山东高 密人，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辽西夏金元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1）21-0013-04   [收稿日期] 2021-03-18

一、引言

辽宋西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多政权并立到大一统王朝的过渡时期，亦是各民族之间实现交融发展的关键时期。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前辈学者，如邓广铭、陈述、漆侠、张博泉等先生，均主张将10—13世纪的各政权视作一个整体，视作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运用多种视角、多种方法，从整体上加以认识。近年来，断代史研究者也普遍认为辽宋西夏金史研究应当打破畛域，融会贯通。然而，当今高校的历史教学实践往往将辽、宋、西夏、金分段讲授，互不相涉，或以宋作为中原政权的代表，以辽、西夏、金作为边疆政权的代表，其中隐含着传统的华夷观念。凡此种种，均是依循以往的视角，甚至受到学科划分的影响，将其作为断代史中各自独立甚至孤立的部分来看待。这种现象既有悖于上述历史研究的初衷和共识，又与辽宋西夏金史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不相称。虽然上述各政权均有其特点，难以简单整合，但我们发现此时期的“中国观”问题，成为各政权共同关心的话题，而且尚未在教学实践中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有必要以辽宋西夏金史课程中的“中国观”为视角，探讨整个中国古代史教学中的中国认同意识问题。

二、历史上中国认同意识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一词，在古代文献中有着多重含义，依据学界的研究，至少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一国的中心，即“中央”“中央之城”“都城”“京師”“国中”“王畿”的意思。二是中原，引申为中原王朝，主要是一个地域概念。三是华夏、汉族，引申为华夏、汉族建立的政权。四是在天下中心的基础上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1]

西周以前，“中国”多为一国的中心及天子所居之帝都，一般而言，这二者是合二为一的。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例证是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及《史记·十二本纪·五帝本纪》记舜“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此处的“中国”为一国之中的都城。这一观念也被后来的历代王朝所继承。

到春秋战国之后，“中国”逐渐引申为天下的中心。《史记·七十列传·范睢蔡泽列传》记载：“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这一地域大致位于今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从秦汉直至明清，凡是能据有中原者，多以“中国”自称或被他国认之为“中国”。如三国时期，曹魏占据中原，蜀汉诸葛亮即对东吴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南北朝时，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孝文帝同群臣讨论五德异同，中书监高闾明显以占据中原作为正统和“中夏”的标准。

由于早期中原地区居住的人群主要是华夏族，故在地理概念之外，“中国”还被赋予了华夏人所建政权之意。《尚书》孔颖达疏云：“华夏为中国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中国”是与“四夷”（或“四海”）相对而存在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天下。《礼记·曲礼》郑玄笺注曰：“天下，谓外及四海也。”有学者认为，先秦时期的这一“天下思想”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也是中国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传统的精神土壤。[2]同时，居住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与周边的四夷相比，自认为在文化上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于是古代的“中国”又在天下中心的基础上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在这一观念中，决定了能否成为“中国”的标准不再是地域抑或种族，而是文明所在之“礼”。孔子以“礼”来区分“中国”和“四夷”，并认为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这一思想的提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魏孝文帝完全以“中国”一词指代自认为华夏文化继承者的北魏。韩愈《原道》一文进一步概括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唐代以后，人们更普遍认为，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

总体来看，以上几种“中国”概念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观”的内涵。显然，古人的中国认同意识是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我们在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实践中，应对中国认同意识给予足够的重视。

三、辽宋西夏金时期的中国观

10—13世纪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政权并立、对峙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了辽、北宋、西夏，以及南宋、西夏、金三足鼎立的局面。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不管是中原王朝宋，还是周边王朝辽、西夏、金，均认同为“中国”，并自视正统。

先看宋朝，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一直以“中国”自居。北宋人所说的“中国”，往往代指北宋王朝;南宋人所说的“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指南宋王朝。《宋史·列传·卷一百九十六》云：“金有必亡之势，亦可为中国忧。”这是宋人自称“中国”的实例。

再看辽、西夏与金。辽朝人从建国初便自称“中国”。辽太祖曾欲确立国教，侍臣皆以为应崇佛，太祖及其长子耶律倍却认为佛非“中国教”，而孔子应为万世所尊。从中不难看出，辽太祖父子具有明显的中国认同意识。至道宗朝，太子洗马刘辉所说的“中国之民”，正是大辽之民，而道宗本人也以大辽为“中国”。

西夏人的中国意识主要属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西夏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有着充分的史实表现。例如尊崇儒学、继承中华法系、继承中原王朝德运传统、仿汉文创制西夏文、学习发展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与风俗习惯、吸收发展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等。[3]同时，西夏也視宋为“中国”。《宋史·列传·卷二百四十五》记夏人嵬名济写信指责宋人，认为宋朝作为“中国”，不应“乖中国之体，为外邦之羞”。

金朝人在进入中原以后，完全自我认同为“中国”。如金代士大夫自认为仕于“中国全盛”，故而金世宗、章宗时期多名臣。蒙古国肯特省境内有一女真文摩崖石刻，根据专家的释读，译成“中央金国”。有学者指出，“中央”即“中原”，是“中国”意识在北族王朝政权国家观念中的反映。[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辽、宋、西夏、金不仅认为自己是“中国”，而且相互承认是“中国”。《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四十九》记宋人韩亿、韩综父子均出使过契丹，辽朝皇帝喜曰：“与中国通好久，父子继奉使。”金朝则同时视辽、宋二朝为“中国”。《大金德运图说》记载秘书郎吕贞幹等人承认辽朝的正统地位，视其为“中国”。《册命礼》中所说“绍中国之建储，稽礼经而立嫡”中的“中国”，又是指代宋朝。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辽、宋、西夏、金皆称中国，这就使“中国”的概念更为清晰。因此，张博泉先生总结说：“辽、宋、金、西夏是以南北朝为重心的多中国王朝，列国、列部并存的时期，在此基础上元朝统一为多民族的‘中华一体的国家，明朝是对这一统一的继承、发展和巩固，从历史上消除了过去春秋、战国、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金、西夏时，多中国王朝，列国、列部以不同形式和类型所构成的一个时代的分裂，这样的时代在元以后不再出现。”[5]经过这一时期的酝酿，及至第一个占领中国全境并且置其他广大地域和众多民族集团于其统治之下的元朝建立时，中华一体的格局初步形成了。

当然，辽宋西夏金时期的“中国观”及中国认同意识问题远非上述所能涵盖。此问题线索清晰、内涵丰富，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教学单元充分展开，成为贯通辽宋西夏金史的一条主线。遗憾的是，目前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实践对此问题认识尚不充分，有待进一步改进。

四、整体史观下的教学理论与实践

我国现代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傅斯年先生曾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学界对这一观点虽有些许争议，但不可否认史料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础。为使同学们在教学实践中更好地认识辽宋西夏金对“中国”的认同，我们以四个王朝对“德运”学说的运用为例，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来予以说明。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辽宋西夏金时期的各政权均运用五德终始理论确定德运，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辽朝在辽太宗灭后晋后，收后晋的传国宝，遂承晋统为水德;宋朝因接替周政权，周木德，木生火，故北宋为火德，南宋则循北宋为土德;西夏以承唐朝为金德;金朝则或为金德，或为土德，既有所变化，又曾激烈争议。《大金德运图说》中记载，也有臣僚认为“圣朝克辽国以成帝业，辽以水为德，水生木，国家宜承辽运为木德”。德运代表华夏正统观念，虽然各政权确定的德运前后有变化，非以上简单概括所能涵盖，但毫无疑问，各政权都认同五德终始的德运学说，并积极争取自己作为“中国”的正统地位，这正是这一时期中国认同意识的一个典型体现。正如张博泉先生所言：“宋是中国、中华，辽、金、西夏、黑汗朝、西辽也都是中国、中华。”[5]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不断受到国外各种“理论”的影响，如“征服王朝”“内亚”“新清史”等。以“征服王朝”论为例，日本学者田村实造在其《中国征服王朝的研究》一书中写道：“通过历史上成为中国征服王朝的北魏、辽、金、元、清等王朝，亦知他们绝不是纯粹的游牧民族。从地理上来说，与其说他们是占据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或有畜狩猎民族，不如说他们是占据西拉木伦河流域、松花江流域，以及长城地带的游牧或有畜狩猎部族。他们在形成国家之后，为了向更大的地域扩张，只有侵入中国，别无他途。”[6]在这段文字中，日本学者田村实造将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中国对立，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而且具有某种政治目的。兴起于美国的“新清史”学派，强调亚洲内陆视角、族群理论，打着反对“汉化”的旗号，实质是妄图否定“中华一体”。其代表“学者”之一，乔治城大学教授米华健，在2018年2月初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英汉双语对照的时评性文章《新疆：天罗地网下的监控世界》（What Its Like to Live in a Surveillance State），中伤、攻讦我国的新疆政策。米华健自诩对新疆进行了长达30年的研究，俨然以该领域权威专家自居，可是检读他所罗列的各种论据，却发现此文纯粹是在捏造和歪曲基本事实，具有明显的危害我国主权乃至分裂我国的动机，完全不像是一位恪守学术道德底线的历史学者所写出的文章。[7]

现实要求我们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必须重视理论方面的教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先让学生对各种层出不穷的国外“理论”有所了解和认识。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高他们的分辨能力，使其领悟到某些披着“理论”外衣的所谓学术研究，实际隐含着复杂的政治目的。这样，最终使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历史，深入理解中国历史上的“中国观”及认同意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通过历史上中国认同意识的教学，能让学生在今后的学习中做到史料与理论的结合。具体实践中，可以以课堂讨论的形式，探讨中原王朝宋与北族王朝辽、西夏、金的“中国观”之异同。其主要步骤如下：（1）分成四个小组讨论，分别代表某一政权，让学生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锻炼分析问题的能力。（2）每个小组选出一名同学，记录小组内各成员讨论的结果。（3）各小组再派一名同学进行汇总发言，相互借鉴。（4）教师做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总结。

根据讨论的结果，总结的历史事实是：在辽宋西夏金时期多政权并存的政治背景下，中华大地上生活着众多的民族，其中契丹、汉、党项、女真等民族先后建立了辽、宋、西夏、金等政权。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认同自己为“中国”。不同的是，辽、西夏、金等北族王朝，大多数情况下以中原王朝宋为“中国”，但宋人在外交等正式场合上虽然也以南北朝相称，在口头上有时却不认为他们是“中国”，因而宋代史书中可见到“内中国、外夷狄”“用夏变夷”“华夷之辨”等记载。由此可见，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流意识走向是中国认同意识的发展。即使辽、宋、西夏、金是并立对峙的政权，且各自拥有不同的国号、独立的地位，但他們共同组成了历史上的“中国”，这就是“中华一体”意识在辽宋西夏金时期的具体体现。

在以往的教学活动中，教师习惯于向学生灌输相关知识，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需要摆脱已经发掘且常被人使用的史料，让学生自己去寻找、辨析新史料。特别是近年来，辽宋金碑刻材料层出不穷，为论证以往结论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撑，也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五、结语

辽宋西夏金时期的“中国观”及中国认同意识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又是目前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实践中的薄弱环节，同时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辽宋西夏金史教学面临的这一问题，是整个中国古代史教学的缩影。为了在这一问题或相关问题上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成效，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引导学生尽量多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提高理论素养，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2）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广泛吸取各种有益的理论方法。（3）要求学生在扎实地掌握史料和理解史料的基础上，把史料与理论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而培养独立学习和研究的能力。（4）可通过课堂讨论或课后交流的形式，相互切磋，强化创新性学习。

参考文献

[1]赵永春，贾淑芬.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1-7.

[2]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3]史金波.论西夏对中国的认同[J].民族研究，2020（4）：103-115.

[4]钟焓.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2）：108-124.

[5]张博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

[6][日]田村实造：关于中国征服王朝[C]//.王承礼.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7]钟焓.米华健是如何捏造事实的[J].历史评论，2020（3）：79-85.

On the“View of China” in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the Course of Liao， Song， Xixia and Jin History as an Example

WANG Shan-jun， WANG Zhen-hua

（The Northwest University History School，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In history，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identity originated in the pre-Qin period. The dynasties of Liao， Song， Xixia and Jin all formed their own“view of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which can be taken as a starting point to deduce important clues for teaching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The word “China” gradually took on four meanings as it developed： the capital， the Central Plains， the Central Plains regimes， and the culture of China， which together form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view of China” in ancient times. Through classroom teach- ing and discussion， students are guided to identify the concept of “view of China”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identity of the Liao， Song， Xixia， and Jin regimes from specific historical materials， which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that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 above mentioned regimes are often artificially divided into dynastic histories and are often taught separately， thus forming the unified historical view of China.

Key words：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 course of Liao， Song， Xixia and Jin History; “view of China”;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