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 教育教学论坛_2021年第42期

[关键词]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文化性格;联大精神

[基金项目] 2017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生育对高校女教师职业效能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017SJB0980）

[作者简介] 林静雅（1987—），女，广西贵港人，硕士，徐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教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1）42-0001-04   [收稿日期] 2021-07-24

青年教师是大学教师队伍的重要后备力量，其精神面貌和发展状态能够反映一个时期大学教师队伍的发展趋势。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是我国现代大学史上办学史极短、影响却极为深远的一流大学。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联大青年教师群体无论是在学术品格，还是在师德风范上，都展现出了独特的文化性格，成为我国现代大学教师发展的理想模型。基于以上认识，借助已有史料，本文试图分析联大青年教师独特的文化性格中至今仍影响着我国大学发展的精神品格，并认识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形塑环境。

一、联大青年教师文化性格与中国大学精神

一流人才的培养得益于一流师资作为知识支撑。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的发展需要大师参与，在理解何谓大师之前，还需先认识何谓大学，大学又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在《大学一解》一文中，梅贻琦提出了中国大学是模仿移植欧美大学所建，发展中国大学固然需要学习如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等欧美大学办学理念，但起源于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办学理想并不完全适应于中国的大学。西欧教育的本源在于修己，而中国教育从不止于修己，中国的学问从根源上是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梅贻琦认为，中国大学之道应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联大在滇办学8年，期间从外引进的专家学者并不多，联大的大师大多是构成联大的三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原班教师，其中许多教师在加入联大时恰逢青年时期。如华罗庚、吴有训、朱自清、吴大猷、闻一多、王竹溪、叶企孙、施嘉炀等在联大教书时尚为青年，连梅贻琦在接任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时也不过48岁。作为一个整体，联大青年教师虽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各异，但年少时大多曾在国内完成了基本的儒学教育，成年才后赴美德英接受高等教育。在梅贻琦的带领下，他们对联大的教学、科研、学术管理、制度构建、校园文化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改革，初步构建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联大的青年教师在实践梅贻琦提出的中国大学理想的同时，也通过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交往互动，影响和塑造了以爱国、自由、民主、独立、刚毅坚卓等为核心的联大精神。可以说，联大青年教师参与塑造了联大精神，联大精神在联大青年教师身上有最具体而鲜活的体现，后者汇聚为了联大青年教师独特的文化性格。

二、联大青年教师文化性格解读

文化性格体现了个体或群体的价值信念、观点态度和心理行为倾向，是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综合影响的产物。文化性格中有极具个人特色的特征，也有群体性的类型化特征，以下主要聚焦联大青年教师具有群体性特征的文化性格。

（一）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在集体迁校过程中，联大师生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感愈加浓烈。1938年，抗战建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实现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同年5月，联大青年教师贺麟在《云南日报》发表文章“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首次提出了“学术建国”的主张，他认为“抗战不忘学术，庶不仅是五分钟热血的抗战，而是理智支持情感、学术锻炼意志的长期抗战。学术不忘抗战，庶不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担负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1]。

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己任，联大青年教师在战争后方选择了学术建国，发展中国的学问，培养复兴中国的优秀人才。在资料设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联大青年教师仍然笔耕不辍，在外文权威期刊发表了大量高质量论文，并通过聯络海外华人学者，将最新的专业知识讲授给学生，推荐优秀学生到海外留学。联大青年教师最大限度地保证学问的专业性甚至是前沿性，为抗战胜利后国家的建设发展储备了坚实的知识力量，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基础。除了培养顶尖优秀人才，联大还发挥学科群优势，支持基础国民教育，创办了师范学院附设学校，发展云南地方教育，用知识开悟更多人。书斋以外，通过学术来提高国家在战争中的优势，联大还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翻译人才，大大提高了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华志愿队（飞虎队）和国家陆军的战斗力。在爱国民主运动中，联大青年教师曾多次保护西南联大爱国学生免受国民党反动搜查，多次联名上书向国共两党致电，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闻一多等师生甚至因参加爱国运动而牺牲了。

（二）在冲突中寻找平衡的自由乐观精神

在滇办学的联大虽然相对远离了战争的主战场，但仍然饱受经费短缺、条件简陋之苦：铁皮屋顶的教室，设备简陋的实验室，不足果腹的工资收入，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联大超过80%的（副）教授具有海外留学背景[2]，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本生活条件优厚，面对学术抱负与现实困境的巨大反差，中西文化冲突，以及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退缩，反而笔耕不辍，弦歌不绝，使中国的大学和学问在战火中得以延续和发展。

在多重矛盾冲突中，联大青年教师以其自由乐观之精神，找到了学术、思想和生活的新平衡。因缺少课本教材和教学仪器，讲学自由之风在联大蔚然兴起，课堂没有固定的教材，教师们教授的内容反而更多和更新。国学大师陈寅恪曾在课上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曾经讲过的，我也不讲”。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梁方仲回忆称，为学好陈先生的课，曾记下了近百页的笔记。除了讲学自由，联大青年教师的精神自由还表现在各学派并行不悖，互相争鸣上，他们或坚持复古，或主张中体西用，儒家哲学，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等皆可找到安身之处。如果说教学条件不足对于联大青年教师尚不算难，那么来自生活的穷困潦倒则不同，在生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还为学术研究腾出了时间和精力。华罗庚一家与闻一多一家隔帘而居，虽然拥挤不堪，生活上有诸多不便，却被华罗庚用诗调侃为“挂布分屋共容膝，布东考古布西算”[3]，足见对待物质生活条件的宽容乐观。物理学家吴大猷因妻子生病住院已一贫如洗，为兼顾上课做科研和照顾妻子，他每天提着菜篮进课堂，下课后就去菜市场捡些牛骨头回家为病妻熬汤[4]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吴大猷不仅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科研论文，还教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三）以文会友的合作意识

联大三校的许多教师都曾有留学经历，有的甚至是留学时的校友同学，这大大拉近了教师之间的情感距离。联大文化生活丰富，青年学者常相聚讨论，各种学术思想、观点流派都有受众和支持者。在昆明旧城一隅，联大青年教师组织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沙龙，有林徽因著名的太太的客厅，也有闻一多的爱国诗社，以文会友，交换思想，使云南边陲一城一时间成了中国精神文化最富足的地方。正是在这样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下，联大青年教师没有因为科研资源有限而产生恶性竞争，反而形成了相互交流学习的合作之风。因图书资源有限，为尽可能多地深入了解学科领域知识，在学术自由风气的影响下，联大青年教师之间形成了互相听课的新风尚。教师之间像学生一样，怀着恭敬的态度相互求教，哲学史家汤用彤讲魏晋玄学，冯友兰会每堂不缺地去听，沈有鼎去听闻一多讲《周易》和外文系的冯至讲《歌德》[5]。这种质朴的合作意识和求学精神感染了联大求学的青年学生，许多课堂一座难求，相互合作，博采众长让联大人在艰苦的环境中愈加刚毅坚卓。

三、联大青年教师文化性格的形塑环境

联大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临时大学，三校青年教师的价值信念和心理行为倾向都有各自大学历史传统的印记，并不全是在联大时期形成。然而，在联大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三校青年教师的文化性格实现了由多样性向聚合性发展。在与时代环境的复杂互动过程中，三校教师之间的“通家”之好、校内的民主管理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成了联大青年教师独特文化性格的主要形塑力量。

（一）通家之好的深厚友谊

联大三校都是我国现代大学史上最早的一批大学，因此三校教师多互为校友或师长关系，教师之间在联合办学之前就已经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许多清华的教师出身北大，许多北大的教师则曾在清华就读或工作，对于南开而言，则是不少清华北大教师曾有南开就读经历。三校合并办学后，虽然在管理上仍然各自独立运行，但特殊的学缘关系和师生情感使校内文化融合多于冲突，形成“通家”之好的合作友谊。

大学办学需要持续的经费支持，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各高校的拨款急剧缩减，联大的办学经费需要从三校中分别划拨。然而，三校的经费来源各不相同，南开和北大主要依赖国家拨款，清华因“庚子赔款”而较为宽裕。以清华划拨的最多，清华的“庚子赔款”几乎承担了联大的日常办学经费、研究院开支、选派留美公费生等开支[6]。三校的“通家”友谊还体现在张伯苓、蒋梦麟和梅贻琦联大三常委的管理分工和相互信任上。张伯苓和蒋梦麟稍年长，主要负责与政府的事务，为联大争取有利政策和资源。梅贻琦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也是在校时间最长的，他带领三校青年教师在课程教学、学生管理、学科设置、科研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充分发挥三校联合的智力优势，初步构建了我国现代大学的学科和研究群落，使学术研究不致因战火而停滞。

（二）以制度为基础的民主管理

联大三校在管理上相对独立，但其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却实现了整体上的统一，这是三校民主合作的结果，也是内部治理有章得法的反映。组成联大的三校办学已有多年，各自分别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传统，经费来源和总量亦各不相同，因此在管理上实现相互协调并不容易。为协调好三校之间的关系，发挥联合办学优势，联大校内组织运行主要依靠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委员会来实现。这三个组织中教授和副教授占比极高，加上因时因事而召集的各种委员会也主要由教授和副教授组成，使得联大几乎成为我国现代大学史上“教授治校”的理想原型。联大允许教师广泛参与大学内部事务的管理，梅贻琦在审议决议时多次表态“吾从众”，以此充分发挥民主管理的优势，有效避免了思想和观念的冲突，使有效合作得以延续。联大先后制定了涉及教学、科研、学生、教师、财务、管理等近百项制度，使得各项事务有章法可循，教学、科研和管理井然有序。在制度化的管理下，教學自由、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思想在联大得以生根发芽，联大教师几乎复制了他们在欧美留学时所接受的教育，难怪1942年费正清访问联大时感叹道，这里的“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7] 。

（三）提供稳定支持的社会环境

正如剑桥镇之于剑桥的重要性，联大青年教师文化性格的形塑也离不开云南人文环境的影响。经过漫长的迁校跋涉，迎接联大师生的除了简陋不堪的校舍，还有云南热情淳朴的民风，后者让他们快速安居下来。在昆明和蒙自，联大师生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都能租住到价格低廉的民房，与联大一同迁校的教师家眷也有了落脚之处。战时物价飞涨，微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的生计，联大许多教师或变卖家当，或售卖糕点来补贴家用，如梅贻琦夫人售卖的“定胜糕”、闻一多替人刻章等。一方面，云南民众乐于接收联大师生带来的新鲜事物，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联大教师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云南民众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学者的尊敬，为联大教师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持。除了热情的云南民众，开明的云南地方政府也为联大办学提供了保障，云南不仅不干涉联大校务，还在国民党教育部要求停发教师工资时坚持照发薪资[8]。可以说，联大青年教师精神和学术之自由受到了云南地方民众和政府的共同庇护，在地处偏远、风景秀美的云南，联大青年教师的理想信念得到了最好的抒发。

四、结语

因有大师，联大用短短8年时间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至今仍影响着我国大学的改革发展。联大的教师队伍中青年教师占据了较高的比例，他们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在抗战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在冲突中寻找平衡的自由乐观精神，以及以文会友的合作意识，具体而鲜活地诠释了联大精神内涵。联大青年教师在学术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性格影响了一辈联大人，也树立了我国现代大学教师的理想模型。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新时期加强我国大学青年教师队伍建设，有必要重视青年教师群体文化性格的养成，将之与大学精神的传承和创新联系在一起。而从文化性格的形塑环境来看，要让以联大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大學精神在大学青年教师中传承发展，有必要为青年教师发展构建良好的职业生态，促进学术团体内部的交流合作，建设有利于民主管理的制度环境，推动大学与外部社会环境的积极交流。